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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公害产品是在有机农业、有机食品生产厂以及具有一定的加工标准生产出来的，具有相关证书的认证方式。这种产品在生产期间是一种无污染、不添加任何化肥原料，在加工过程中也没有任何防腐剂、人工色素等化学物质，具有一定的环境检测标准和质量认证形式。

　　在2001年，我国已经在全国实现了无公害农产品相关的行业标准，并已经建立并实施，从此我国实现了标准化的管理形式。在这种标准化监管与实施下，不仅加快了我国农产品相关的配套标准，也扩大了该行业的发展领域。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无公害农业的发展和创造。由于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食品质量以及食品生产具有较高要求，无公害产品成为市场中主要的销售形式。而且，农产品在国际地位发展中也体现了新的发展形式，特别是绿色化的提出，严格打造了国际化标准和质量检测[1]。所以，我国在农产品生产与检测方式上，就要严格控制，以实现市场发展期间的不断需求。无公害产品就要较高营养和品质，它在销售期间是一种特殊商品，也是一项专利性产品形式，在技术和管理方式上都具有独特性。所以在实现无公害产品在市场中的有效机制，就要与其他农业生产区分开，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面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发展期间的经济变化，为了实现农业建设的综合性发展，在开发期间就要研究较高的无公害技术，严格控制生态环境中的运行模式，这不仅能保证我国信誉市场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的生态建设，也加快了我国在农业中的经济发展和地位提升。

　　无公害产品是我国农业在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效益的结合方式，在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上都能实现良好的发展产物。无公害产品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保障形式，也是市场中的载体形式。为了促进无公害产品的良性发展，就要创建生态农业发展，加强无公害产品技术，建立一定的环境标准。我国在市场中，无公害产品已经初步形成，在发展和建设方式上具有较大空间[2]。随着国际环境监察标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很多国家在出口上都增加了农产品限制。所以在我国开发无公害农产品，不仅能促进农业的整体化发展形势，还能促进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有利地位。我国在农产品开发过程中，主要以农业食品以及加工制品为主，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中，我国已经从食品生产发展到非食品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相关行业也已经步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开发领域中。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将一些化学生物被生物生产所替代；包装行业，特别是塑料包装对环境的污染较大，所以要利用纸质包装来实现，从而实现我国在农产品发展上的积极力量。

　　无公害产品主要以安全、健康为主要目的，在市场发展中指是主要的决策形式。为了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促进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就要对已经输出到市场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为了保证食品原材料的作物产地上的的生产标准，就要对产地以及种植地环境进行检测，保证食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利用DNA检测确定种子的非转基因性，如果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说明该食品不是健康、安全的食品[3]；还要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特别是一些含有农药、化肥的农产品，确定安全的检测形式。检测产地环境期间，要检测大气中是否含有有毒物质、检测水质是否含有有害物质、土壤中是否含有重金属，还要对化肥、农药等进行控制。对转基因进行检测，利用标记以及已知基因进行检测，对范围比较大的农作物，一般利用标记基因进行检测建立该产品在检测期间的相关标准，在基因库中对农作物各个程序进行检测，从而做出快速反应。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检测，主要对蛋白质含量、水含量以及脂肪等含量进行检测，特别是一种农药、化肥的残留物也要进行检测，产品中含有的重金属、激素以及添加剂等种类进行检测，还要对卫生指标进行检测，保证检测期间的全面性。

　　为了保证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把握市场中的质量标准，促进国际利益，产品的输出期间必须要经过严格监测和检测形式。因为无公害产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食物，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直接关系，所以在农产品生产、出厂以及检测等环节上就要严格把关。

　　[1] 湛灵芝，铁柏清.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环境管理，2003（01）：17-20.

　　农用运输车是农机企业顺应农村经济发展而开发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交通运输工具，农用运输车产品脱颖而出，得益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稳定，它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因此，农用运输车产品在经历了起步、高速发展、平稳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后，产销量增长速度趋缓，产品品种已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供大于求，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竞争日趋激烈。十五期间产品发展将进入市场波动、结构调整阶段，产品更新换代趋势不可逆转。

　　现有农用运输车四中一高（中小吨位、中小功率、中低速度、中低技术含量、高通过性）的技术特点是它得以发展和赢得市场最重要的条件。由于农村道路条件，农用运输车用途及使用对象的购买力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如西部市场等，农用运输车原有的技术特点仍需要继续保持下去。但是随着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用户对产品功能、性能要求的不断变化，今后农用运输车原有技术特点将要被赋予新的内涵，以下几点将首先被提出并得到实施应用：

　　（1）通过优化设计，在保证原有承载能力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减小整车装备质量；

　　（2）通过改进传动结构和增加传动比，使农用运输车能够配装小缸径多缸高速柴油发动机作为动力，以提高农用运输车的使用经济性，减小噪声，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3）采用现代设计手段和生产设备，进行整机优化总体布置设计制造，使农用运输车在保证较高离地间隙的同时，降低整车的重心位置，提高行驶平顺性和稳定性。

　　现有农用运输车产品具有很典型的农村市场适应性，产品较好地满足了农村用户的阶段性需求。但是随着国家严格控制超载运输，使其大吨位、小标识优势不复存在；由于农村道路条件的不断改善，使用户对驾驶舒适性的要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轻卡挤占农用车市场，农用运输车的价格优势正在削弱；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汽车产品的进入，使得农用运输车受到性能价格比的挑战，因此，农用运输车产品现实适应性，必须重新诠释和定义，并根据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推出新的车型产品，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二、产品技术发展趋势

　　在农用运输车的成长历程中，它曾以简单、实用、价廉取胜。但是今天的农用运输车，特别是四轮车，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了。随着先进汽车技术的引入以及生产设备的更新，它与它的模仿对象汽车，越来越难以分清你我之间的差别。在四轮农用车越来越汽车化时，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也在打折扣。四轮农用车与汽车在生产技术并轨的同时，其产品结构也在与轻、微型汽车进行接轨，这种情况早已发生并在加速推进。对汽车行业的克隆必然要突破戒律，如今在四轮农用车行业，所谓的违规、超标现象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使农用运输车的有关技术指标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一纸空文。实际上，受农用车队地加购置费及燃油附加费实施，纳入车辆型式认证逼近等政策因素影响及农民收入减少预期下降、燃油涨价、禁止载客、限制进入城市市区、严惩超标等市场因素影响，已将农用车，特别是四轮农用车逼上了与汽车产品并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要么义无反顾大踏步前进与汽车融合并轨，要么忍痛割爱急流勇退，与汽车拉开距离，保持自身简单、实用、廉价的风格。

　　农用运输车和汽车产品应不应该并轨？会不会并轨？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几年。农用车的主管部门和大部分农用车产品生产企业不希望并轨，担心并轨之后被汽车产品挤出市场，而主管汽车的部门和多数汽车产品生产厂家希望并轨，希望通过并轨获得被农用车产品占领的市场。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业内专家的最新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以及我国将对汽车、摩托车和农用车实施型式认证制度，农用车和汽车并轨问题已经变得清晰起来，其理由为：一是这两种产品在功能上和结构上十分接近，尤其是四轮运输车，它的某些品种和轻型汽车现在已很难区别；二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需要，农用车与汽车并轨，有利于能耗、污染等问题的解决，增强汽车竞争力；三是法制化管理和简化管理需要。同时专家们认为，农用车与汽车并轨，并不等于这种适合我国农村市场需要的车辆消失，同时也不可能很快就完成并轨程序。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农用车和汽车是不是并轨已不重要，无论你是汽车或是农用车厂都必须苦练内功，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才能迎接市场的挑战。

　　目前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农产品贸易额由2001年的279.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219.6亿美元，增长了3.4倍，年均增幅17.8％，农产品贸易总额占农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0％。从农产品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都是土地密集型的粮油产品，排在前几位的产品有：大豆、豆油、棕榈油、棉花、小麦、羊毛等。出口产品构成中，水产品位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2011年1至10月，我国水产品出口量316.1万吨，出口额140.0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75％和31.45％。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自2004年开始出现了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持续六年逆差并日益明显扩大的趋势，逆差额由2004年的47.7亿美元扩大到2010年的231.4亿美元。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出口中保持着增长优势，在出口中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在进口中比重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使农产品的产量下降，无论是由于国内供求缺口扩大还是各国农业普遍减产导致市场价格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大幅扩大。农产品的进口有明显增加，但出口增幅不大。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加之气候变暖将使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农产品进口势必快速上升，未来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差额还将拉大。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贸易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效率低下，出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大，而我国进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小，形成“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尴尬局面。中科院《201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绿色经济转型》对“环境逆差”有了定量的结论，即外贸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作用很大。如净出口隐含c02排放量占c02排放总量比重在2002年为18.86％，这一比例到2005年增长到31.91％，到2007年增长到30.82％。同时，净出口产品隐含so2排放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25％以上，净出口产品cod排放占全国排放总量的20％以上。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存在资源环境的“逆差”。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逆差影响很大，同样也成为我国在农业贸易领域环境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出口产品因环保水平的不足而在绿色贸易壁垒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绿色壁垒成为继反倾销之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巨大障碍。我国资源环境与农产品贸易双逆差问题已成为农业生产和贸易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往对农产品贸易的度量主要以价值量来衡量，而很少从资源环境的视角度量，忽略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本的计量。如果对外贸易使本地的资源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产生正面影响，存在资源环境顺差；如果对外贸易对本地的资源环境状况有所恶化、产生负面影响，则存在资源环境逆差。已有的研究对“环境逆差”有了定量的结论，外贸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作用很大。同时，造成我国资源环境逆差的主要原因已被指出：一是进出口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走的是一条以量取胜、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道路，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由于我国的贸易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效率低下，出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大，而我国进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污染强度小，所以尽管我国对外贸易在价值量上是顺差，但资源环境却在产生“逆差”。二是出口产品的环境效率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强度大，而我国进口产品的平均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小。目前，在我国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中单位出口产品的污染强度均比发达国家高。三是出口总量增速快。我国出口总量大约以每年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大大拉动了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由于国内粮食产量波动、粮食库存量下降和粮食需求的上升导致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家在采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证耕地面积的政策基础上，对粮食进出口采取限制出口和大量进口的双管措施。同时，国内供需状况变化导致的农产品进口需求激增和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门槛过低，加剧了农产品贸易逆差。而对于农产品贸易中的资源环境逆差问题，大多数研究指出面源污染是造成资源环境逆差的主要原因。农业贸易中的大宗农产品的化肥、农药施用的面源污染严重，其中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而引致的污染形势严峻。目前我国化肥使用量达4124万吨，平均施用量高达400公斤／公顷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而且我国化肥的利用率大约只有30－40％，其余的则以各种形态进入到环境中。玉米和大米的贸易量为顺差，而从化肥、农药施用的面源污染造成的资源环境逆差看，实际上玉米、大米以及蔬菜贸易造成的资源环境为逆差。因此，我国长期保障粮食安全的农业出口贸易战略承受了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引致了农业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不仅阻碍了农业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对农村环境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这一视角出发，未来应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粮食、畜产品、海水养殖产品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实施粮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相互协调的农业贸易政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抓住农业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机会，采取农业贸易与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措施解决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主要表现为化肥、农药等现代工业性农业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品质所造成的污染。全国耕地的17.5％受到了农村工业污染而被破坏。这些污染破坏的耕地意味着一亿多农民生计受到威胁。土壤污染不仅影响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为了出口创汇，将传统粮食生产转向有利于创汇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蔬菜、水果以及园艺产品，从而改变了农业生态环境。

　　金融危机后，国外绿色壁垒的波及、仿效和扩散效应越来越明显，不断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提出新挑战。日本进一步修订《肯定列表制度》，并在2010年度进口食品监控计划中，增加1600个监控检查样品；农药残留检测涉及的农产品由130种增至135种，被检测允许存在的残留农药由

　　724种缩小到229种，农药残留标准由9000个增至2.8万个，这意味着进入日本市场的农产品几乎不允许存在任何农药残留。韩国自2010年6月1日起，对进口水产品实施6种药物残留检测。欧盟通过《欧盟新型食品修正案》及多项技术标准，并自2010年1月1日起实施《反海洋渔业非法捕捞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也已陆续实施。此外，碳关税、

　　劳工标准、动物福利、环境标准等正逐渐成为新的贸易保护形式，出口门槛的提高，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障碍。逐步恶化的农产品贸易环境，阻碍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更加剧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状况的形成，使我国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优势农产品出口的空间越来越窄。

　　例如，“食物里程”运动通过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引导人们购买和消费本国甚至是本地农产品，减少购买和消费远渡重洋的进口农产品。原因在于产品的隐含碳是否高于本地产品。因此，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份额将会减少，这对以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较大影响。研究表明，欧洲的“食物里程”运动的受害者主要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依靠空运向欧洲出口农产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食物里程”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壁垒，与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非歧视性国民待遇条款的自由贸易规则相悖。g.edwards-jones在2009年分析了碳标签的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英国的园艺产品脆弱性的影响，指出距离英国遥远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可替代程度高的产品受到的影响最大，如肯尼亚的四季豆、以色列的西红柿和辣椒、危地马拉的豌豆等；而出口热带产品或在英国缺乏替代品的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小，如印度的茶叶和葡萄、菲律宾的芒果、中国的茶叶等。因此，碳标签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农产品生产环节，气候变化导致农产品产量及品质下降。研究表明，如不采取任何措施，未来我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由于气候变暖使农业需水量加大，供水的地区差异也会加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畜牧业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化趋势，使半干旱地区潜在荒漠化趋势增大，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会减少。在林业方面，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导致森林树种及木质变化，火灾及病虫害的风险增加。

　　在农产品流通环节，气候变化使农产品更加容易腐烂变质，增加了贸易成本。许多农产品要求冷链物流，尤其是易腐食品从产地采摘、收购或捕捞后，在产品加工、储藏、运输和零售，直到消费者手中，其各个环节始终处于低温环境下，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气候变暖，使农产品更加容易腐烂变质，给冷链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贸易成本。另外，飓风、冰雹、暴雨等恶劣天气容易使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遭受更多的风险，甚至遭到买方拒收或拒付款，增加贸易风险。

　　从根本上讲，解决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逆差，要以农业生产中资源环境逆差的扭转为基础，由“农产品出口导向政策”转向“绿色贸易战略”。“绿色贸易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求我国单位净出口产值的碳排放强度、净出口拉动的so2排放量及cod排放量等指标的不断下降。我们可选择的绿色贸易政策手段包括出口政策与进口政策。在出口政策方面，包括资源环境出口关税／退税、补贴政策等；环境标志产品出口；实施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实施出口企业绿名单、出口企业黑名单、环境审计。在进口政策方面，包括资源环境进口关税、免增值税／补贴政策；鼓励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品进口等进口替代政策。强化对保护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补贴政策予以制度支持。

　　改进国内农业环境补贴政策变得尤为重要。对种粮农户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具有生态与环境效应，但近年来贸易争端大多将矛头指向政府“补贴”。如果直接补贴的粮食是以一定的环境管理标准下的数量为依据，农业生产过程就会严格按照农业生产的环境管理标准进行，既可以保证粮食产品的环境质量标准，也维护了生态环境质量。对那些有着明显环境正外部性的农业生产，如生态农业，给予大力支持和保护，以实现有效的进口替代，促进农业清洁生产方式的进行。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进口和创新，提倡实施节水、无土栽培技术，有效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正外部性明显的农业生产进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限制环境负外部性明显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生态农药和生态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予以补贴，促进这些产业部门发展的同时降低生态农业的成本。完善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等“一退三还”补贴政策管理机制，提高补贴效率。

　　既要努力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也要重视从国外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农产品，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同时，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等公共投资的强度。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投资，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政府应增加农村的财政支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研究行动。

　　修订后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于2005年3月1日正式实施，提高了与多双边规则的一致性，对于保护我国产业的合理贸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2条规定“商务部负责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工作。商务部指定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实施本规则。”当农产品出口企业遭遇国外环境贸易措施阻碍时，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

　　由于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就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因而产地环境质量的优劣十分重要。我们常看到国外进口的水果上表明产自某地，这就使消

　　费者产生了信赖感。产地环境保障法的目的就是使得农产品生产的生态环境条件有所保障，从而为产品质量提供最基础的保障条件，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环境监测，减轻生产加工企业的经济负担。这就需要工商、环保、国土、规划等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调，严格控制有污染源排放嫌疑企业的审批和设立，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农产品产地环境的破坏。

　　随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将遭遇更多的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检测体系，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技术标准较少。加快制订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分级和专业标准、农药残留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卫生安全标准、农产品包装及储运和标识标准等尤为重要，尽快制定与修订符合国际标准、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提高农民的质量意识，减少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将“比较优势”变为“竞争强势”。

　　[本文是2011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编号：11jk0092)与西安市软科学项目(编号：hj1104—1)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作者单位：史耀波、王鸿奇，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锵，西安理工大学科技处。

　　胡涛等：实现绿色贸易转型——基于外贸部门“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研究，《wto经济导刊》，2011年第5期。

　　吴玉萍、岳冠华：农业贸易应寻找新的视角，《环境保护》，2007年第15期。

　　夏志红：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环境政策问题评析，《经济经纬》，2011年第2期。

　　郭吉：气候变化使农产品贸易机遇挑战并存，《粮油市场报》，2011年4月7日。

　　从理论上讲，WTO自由贸易体制可以使本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但在实践上,市场份额的增加依靠贸易伙伴的同类产品之间竞争实现,而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取决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价格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构成。

　　加入WTO以后，中国具有相对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屡屡因遭到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呈现持续下滑趋势。从竞争战略的角度分析，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要凭借其在农产品有毒有害成分检验检测技术方面的先进性而掌握了农产品质量竞争力判断标准的话语权，对中国利用低成本优势创造的高水平价格竞争力进行竞争，从而有效地抵消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优势。

　　本文认为，标准贸易壁垒竞争战略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防御性战略，即通过采取提高检验检疫标准和增加检测项目等方法来控制本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机会，以保护本国农产品销售和本国农业产业安全免受进口农产品竞争的不利影响；其次是进攻性战略，即通过谋求以本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性标准对农产品出口国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实际控制，最后实现对农产品出口国的农业产业进行控制的目的。发达国家近年来已经实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从防御性战略过度到进攻性战略的转变。

　　中国加入WTO以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其中，贸易顺差自2000年的55.7亿美元下降至2003年的25亿美元；2004年首次出现逆差，贸易逆差自2004年的46.4亿美元逆差上升至2008年1月～5月的75.7亿美元。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中国农产品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直接关系。据统计，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累计达到1000项以上,有90％的农业和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有关资料表明，对中国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家最多的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到95％以上。因此，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标准贸易壁垒是使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盈利能力被严重削弱的主要原因。

　　1.发达国家对与中国农产品进口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战略具有长期准备的明显迹象

　　在加入WTO以前，一些传统上一直进口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发达国家，利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压缩中国出口农产品市场份额的倾向就已现端倪。

　　1993年，欧盟以中国茶叶农药残留超过限量标准为由，增加检测项目，大幅度提高标准，使中国茶叶出口持续下降。1997年，欧盟又以中国海洋环境不断恶化为由，决定不再进口中国贝类产品，造成中国直接出口损失2750亿元。1997年12月，日本重新颁布大米标准，规定对进口大米必须检测91项安全、卫生指标，造成中国出口日本的大米数量严重下滑。 1999年9月，美国规定必须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物采取严厉的检验，要求所有纯木材都经过指定工艺流程处理，涉及到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大约100万个集装箱，显著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2000年欧盟提高茶叶的农药残余限量标准，禁用的农药品种从过去的29种增加到62种，部分农药标准提高100倍以上，当年即造成中国茶叶出口大幅度下降。

　　2.中国加入WTO以后，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农产品标准贸易壁垒的防御，对本国农产品市场进行高水平保护

　　在中国加入WTO最初几年，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农产品进口采取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大幅度提高特定农产品的检测标准，以及增加检测项目，通过有选择地减少特定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来达到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目的。如2002年欧盟提高蜂产品中氯霉素、抗生素和重金属残留量的限量标准，美国和日本也采取了相同措施，从而使当年中国蜂产品出口下降近50％。2004年，日本以中国进口的鸭肉中检出禽流感病毒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禽肉及其制品，已经达到日本港口但尚未通关的相关产品全部运回，使得全国上千家肉禽企业遭受巨额损失。2005年8月，欧盟启动新的进口茶叶农残检验标准，其中硫丹的残留限量从30毫克/公斤提高到0.01毫克/公斤，比原来标准提高了3000倍。

　　自2006年以来，发达国家开始对所有进口农产品及食品制定和实施全面提高检验检疫标准和增加检测项目的新的法规制度，即通过建立高水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市场进入门槛来全面压缩进口农产品的市场进入机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是发达国家相互间参照各国检验检疫标准和方法制定的，因此这种新标准本身意味着对发达国家的优惠和对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苛刻。典型的事例是日本自2006年5月29日起实施《食品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肯定列表”制度规定的农业化学品几乎涉及到中国对日出口的全部食品和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所设定的新标准与此前执行的旧标准相比提高很多，如对734种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264种食品和农产品中设立53862个限量标准，分别是过去全部规定的3倍、1.4倍和5.6倍。中国大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残留限量标准比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标准要超出上百倍。根据“肯定列表”制度，中国每种输日农产品平均检测项目达到200项，不少大宗农产品在日本港口每批检测费用比过去增加了近20倍，在中国港口出检的检测费用比过去增加了10倍。“肯定列表”制度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使中国大部分主要经营对日出口农产品的涉农企业的利润普遍下降20%～30％左右，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肯定列表”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此外，自2007年3月1日起，欧盟开始实施关于食品污染物最高限量的新法规（EC1881/2006号条例），对各类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新法规事实上要求对绝大部分的欧盟各种进口食品都要实施全面严格的检验检疫，从而使出口国的食品生产成本和技术成本相应增加，显著地提高了进口农产品的市场进入门槛。例如在2007年，欧盟进口的中国苹果要经过360项药残项目检测，其检测费用增加之巨可想而知。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发达国家迅速从限制特定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应急性技术性贸易壁垒战略过度到全面限制所有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的永久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战略，从而将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战略对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防御发挥到最高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对进口农产品实施可控制的市场准入的目的。

　　3.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标准贸易壁垒由防御战略转变为进攻战略，谋求控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发展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即从过去的防御性战略发展到进攻性战略。传统的标准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出口国生产经营链条终端针对出口农产品本身实施市场准入机会限制性措施，现在的标准贸易壁垒发展到将本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性的标准要求延伸到对出口国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和生产过程本身的要求上，并根据一系列所谓的国际标准认证体系逐步实施对出口国农产品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

　　2003年，美国农业部决定建立“家畜追溯体系”；2005年，美国又对进口水产品实施“原产地标签”制度，欧盟同年也对进口水产品实施“可追溯标签制度”。上述关于农产品原产地的标签制度实际上对生产者可能形成有力控制，它通过将终端销售市场的准入要求和原产地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进口国的单方面的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标准要求加诸于出口国生产者，要求生产者必须严格按照进口国的要求进行生产，这样一来不但显著地增加了生产成本，也使得事实上出口国的生产行为置于进口国的监管之下，其实质是使外国标准代替本国标准，最终使得本国失去自主技术标准制定与实施方面的主导权。

　　此外，欧盟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食品卫生法规体系，其内容除了进一步强调对食品生产实施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和食品生产的可追溯性以外，突出特征是将食品生产过程中动物福利水平纳入到食品的质量安全性标准和要求进口国政府在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性方面负有更大责任。美国在2007年试行对进口产品的SA8000认证标准体系，其特征是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劳工利益保障水平都纳入到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性标准。上述要求实际上是一方面谋求通过对食品出口国政府施加压力而加强发达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性标准对出口国生产者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动物福利、劳工利益等道德标准而在出口国设置了更高的生产者准入门槛，实际上是以本国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性标准为依据来谋求实施对出口国农业产业的全面控制。很显然，这种反映发达国家根本利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威胁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安全的地步。

　　1.充分认识标准贸易壁垒竞争战略的科学内涵，始终保持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的警觉和意识

　　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并坚持本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性标准的自主性发展方向，防范外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性标准对本国农业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对农产品的精密检验检疫技术及其技术装备技术是农产品质量竞争力的核心竞争优势形成的物质基础，因此应当大力增加专项资金投入，以尽快全面增加和更新自主研发的农产品检疫检测设备，培训足够专业技术人员，以提高对农产品的检疫检测水平。

　　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共同构成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缺少足够质量水平保证的价格水平即使再低也不能形成竞争优势，而产品质量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必须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注意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水平，这种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是创造真正的国际竞争力的源泉。

　　充分提高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是提高农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性水平和有效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全体，而实现中国的农业标准化生产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期应当尽快制定较为全面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有关技术标准，加大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尽力将国家对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水平的标准要求和农业生产过程衔接起来。

　　农业生态环境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条件，也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性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大力进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是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重要保证。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进行的投资属于受WTO规则保护的“绿箱政策”，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绿箱政策”的有利规定，重点对具有比较优势的重要农产品主产区进行环境治理，近期治理重点应当是减轻土壤污染，以逐步降低农产品的有害物质残留。

　　[1]李红梅:企业执行食品安全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农业质量标准，2007（3）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业经贸合作层次的不断深化，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整体贸易水平逐年提升，截止到2012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额达到3亿美元，相比2005年增长3.3倍。其中，农产品进口额从2005年2882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7274万美元，增长2.5倍；出口额从6361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23568万美元，增长3.7倍。

　　虽然，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额与进口额整体增长明显，但2005～2012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额基本保持逐年上升趋势，而进口额除2012年有较大增长外，其它年份呈现出明显下降态势。逐年表现出较高的贸易顺差。

　　按照HS编码，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农产品包括前四类的全部产品和第十一类的部分产品，不难发现第二类（主要为第七章食用蔬菜类产品、第八章水果类产品）、第四类（主要指第二十一章咖啡、茶、调味品、汤料、冰淇淋等杂项食品及第二十二章饮料、酒、醋）与第十一类（主要指第五十二章棉花）的部分产品出口额呈明显上升趋势，而第一类（主要指第二章肉及食用杂碎产品、第五章其它动物内脏及毛发等产品）与第三类（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类产品）农产品出口额则逐年下降（见表1）。

　　进口方面，第一类农产品有较明显增长，第二类、第四类农产品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在2007～2009年明显下降；加工程度较高的第三类农产品基本为零进口；而第十一类中农产品如棉花、蚕丝等动植物棉毛制品虽然进口额呈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见表2）。

　　可见，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结构正逐步由如第一类加工程度相对较低的农产品向第二类、第四类等需要更高加工水平、技术含量更高的农产品发展。双方的贸易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不断提高，二者之间的贸易已开始向差异化较大的产品转移。

　　贸易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贸易利益的主要指标，主要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指数用于分析不同的问题，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运用最为广泛，侧重于衡量一国贸易产品的竞争力；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一般来讲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意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测算分析。

　　在（1）（2）式中，px和pm分别为进口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Qx为出口数量指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2）式意义尤为重要，如果一国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恶化趋势，但由于出口数量增长明显且超过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那么该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将使其实际购买力增强，弥补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利益损失，并带来贸易利益的增加。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依据HS4位编码，选取2005～2012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63种贸易产品，从总体和类章上测算两国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其中，按类章测算中的第十一类仅包含第50、51、52、53章农产品。由于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已经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因此，选取2005年作为基期。

　　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由进出口价格指数决定，根据2005～2012年数据测算得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总出口价格指数在2005～

　　2012年间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达300%，而同期总进口价格指数下降了66%，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持续地向右上方倾斜，呈现明显的改善趋势，整体上升幅度达11.5倍。其中，2006～2009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上升明显，2009～2011年有所下降，2012年又剧烈上升。

　　收入贸易条件由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数量指数的乘积决定。虽然出口数量指数在2008～2012年呈现微弱下降趋势，但整体上保持上升状态，维持在1以上。因此，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曲线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使得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趋势依旧明显。

　　农产品按HS编码包含前四大类的全部产品和第十一类的部分产品，由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2005～2012年第三类产品全部为出口，故不予考虑；

　　价格贸易条件方面，第一类、第二类、第四类农产品在2005～2012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贸易条件指数稳定在1以上，尤其第二类产品，在2012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达到3.43，说明近年来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明显改善，但第十一类中包含的农产品在2005～2012年间贸易条件指数波动剧烈，分别在2006～2009年和2010～2012年两个阶段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在1附近上下波动，贸易福利得失并不明显，主要是中哈该类农产品贸易存在较大的互竞性。

　　收入贸易条件方面，第二类、第四类农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呈现出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基本一致的向上变动趋势。而第一类农产品整体上尽管贸易条件改善依旧明显，但2010～2012年间却出现剧烈向下的波动，下降幅度达53%，表现出增长的不平稳性。第十一类包含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指数波动较为平缓，但相比其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出现明显恶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05～2012年第十一类包含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量呈现出与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相反的变动趋势，说明第十一类包含的农产品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

　　综上，2005～2012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整体上均呈现出改善趋势。但是类章贸易条件指数却表现不平稳，其中第一类、第二类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趋势基本一致，但第四类、第十一类加工程度相对较高的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波动趋势不平稳，且不一致。这有可能是贸易结构不断调整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各种农业资源与人力资源丰富，农产品种类繁多；而哈萨克斯坦经济上沿袭前苏联的传统模式以重工业为主，虽然由发达重工业发展起来的农业虽机械化程度较高，但农产品加工程度不足且种类单一，两国之间存在较大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对哈出口农产品主要集中于第七章、第八章蔬菜水果类产品；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食品饮料类产品以及第五十二章棉花；2005年该五章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哈出口总额的56.18%，到2012年，该比例扩大为91.73%。而哈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主要为第五章其它动物产品、第十章谷物、第十二章果仁及工业或药用植物、第五十一章动物毛及其织物以及第五十二章棉花；2005年五章农产品在哈对中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89.00%，到2012年，该比例达到92.37%。加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1700公里陆上边境线的地缘优势，使得这种互补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哈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逐步改善。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的有效实施，使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中国新疆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快速完善，在提升新疆地方经济支撑作用的同时，极大活跃了对哈贸易的繁荣增长。目前，在新疆11个一类口岸中，有7个对准哈萨克斯坦，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各项出口支持政策频繁出台，对两国企业出口信贷、税收、国际结算和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还有，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国内目前有19个东部省市对新疆进行对口支援，有效地带动了东西部产业的良性互动，吸引了内地一大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入疆，对改善中哈农产品贸易条件提供了强大助力。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通过经济改革计划的有效实施，使其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性发展，GDP增幅连续6年保持在9%以上，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刺激了对农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如不同种类的水果，蔬菜等。同时，哈萨克斯坦从1996年开始积极申请入世，使其近年来双边贸易更加规范，且通过不断建立和健全各项法律法规，使哈社会经济环境与投资环境的到巨大改善，并得到世界公认，从而吸引许多中国内地企业到哈投资建厂，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哈农产品贸易的快速持续增长。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接壤地区有着相似的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形成众多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他们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近，一致，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加之千百年来有着密切的血缘、心理、姻亲关系和生活以及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形成了东西文化交汇并且是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联系。这为开展与中哈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哈农产品贸易的增长。

　　第三类与第十一类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第三类农产品中的谷物与第十一类中的棉花等农产品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业生产中都占有重要份额，存在较强的贸易互竞性。其中，第十章谷物中国对哈出口额从2005年的216.7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38.1万美元，而哈对中国该产品出口额由2005年的零贸易增长到2012年的4265.1万美元；同时，第五十二章棉花中国对哈出口额由2005年的421.7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35万美元；同期哈对中国该产品出口额由2005年的821.8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376.9万美元，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趋势。而在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的表现上来看，哈萨克斯坦这两类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明显强于中国。

　　[2]乔雯，易法海.中国对日韩两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动分析[J].世界农业.2012.2.

　　不同的国家在食物消费的偏好与消费需求的起点上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食物消费的变化趋势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不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进程也不同。

　　一个国家人均食物消费水平的增长、食物消费结构的演变和食物消费总量的变化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考察中国未来农产品消费的演变趋势，本报告选取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和波兰10个典型国家作为样本，分析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食物消费变化的经验事实。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经迈进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本报告主要分析上述国家的农业在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发展趋势。

　　从先行国家食物消费变化的经验事实看，不同的国家在食物消费的偏好与消费需求的起点上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食物消费的变化趋势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不同，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进程也不同。尽管如此，各国食物消费的变化仍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

　　从食物营养水平来看，人均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峰值在3000大卡左右。对不同国家而言，受食品偏好、产品价格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峰值大小的差异很大。在美国，人均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峰值最高，约为3500—3800大卡。在欧洲国家，人均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峰值较高，多数在3300—3500大卡。在阿根廷和巴西，人均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峰值为3000—3300大卡。在亚洲的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人均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峰值普遍较低，只有约2900—3000大卡。此外，不同产品人均消费峰值的出现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低消费层次农产品的人均需求先增长、后减少、最终趋于稳定，高消费层次农产品的人均需求逐步增长直到趋于稳定。这样，对不同的产品，总体上就会分别出现人均需求稳定、增长和减少的趋势。不同产品的消费加总起来，总体上就可能呈现出先稳定，然后逐步增长并达到峰值，最后逐步减少的趋势。

　　总的趋势是从低层次消费转向高层次消费，人们消费的农产品更丰富和多样化，对加工食品以及其他高价值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的附加值增加。早期的农产品消费增长主要侧重于数量，后期的农产品消费增长更加注重质量、花色、品种、品牌，但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与此同时，农产品生产供给的对象和需求来源也呈现多样化。一个国家的农产品生产既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要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国内消费的农产品既包括来自国内生产的产品，也包括来自国外生产的产品。

　　粮食消费比较特殊，既包括直接用于食用的口粮，也包括饲料用粮、加工用粮和种子用粮等非食用的粮食。除了马来西亚以外，非食用粮食消费数量都超过食用粮食消费数量。在美国，非食用粮食消费量是食用粮食消费量的8倍左右，欧洲国家为2—4倍，阿根廷和巴西为1—2倍，亚洲国家为1—2倍。尽管人均口粮需求很快达到峰值，但由于饲料用粮和加工用粮需求的变化，粮食需求的总量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消费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期。

　　中国从1996年起基本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实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食物消费结构逐步发生重要变化。

　　近十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农业发展也逐步进入新阶段，出现了农产品供求两旺的发展态势。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消费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期。在消费上，城乡居民人均肉、蛋、奶、水产品和油脂快速增长，替代了部分传统主食以及薯类等副食，推动人均口粮和蔬菜消费从峰值回落，全国口粮和蔬菜需求趋于稳定。与此同时，饲料用粮、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等却持续快速增长。

　　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全国人口持续增长，农产品供应增加，同时城市化发展较快，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城市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加快，居民在外消费增加，粮食的非直接食用消费（饲料用粮和加工转化等）快速提高，中国农产品消费增长较快，人均农产品消费结构加快改变，农产品消费总量继续扩大。全国各主要农产品消费量初步估计值分别为：国内粮食总消费达61402万吨，其中用于榨油的大豆6549万吨，谷物及其他粮食54855万吨；食用油消费1333万吨，食糖消费947万吨，蔬菜食用消费43231万吨，水果食用消费10309万吨，猪肉消费5422万吨，牛羊肉消费1268万吨，家禽消费1952万吨，禽蛋食用消费2680万吨，奶类食用消费4577万吨，水产品食用消费6156万吨。与2011年相比，除了食用植物油和牛羊肉消费略有下降外，其他农产品消费均有所增长。其中，粮食总消费增长2.3%，食用油增长下降0.1%，食糖消费增长0.6%，猪肉消费增长1.3%，牛羊肉消费下降2.1%，家禽消费增长3.0%，禽蛋食用消费增长2.3%，奶类食用消费增长2.3%，水产品食用消费增长3.0%。

　　农产品的需求由城乡居民食用消费需求和用作种子消费、饲料消费、农产品加工转化消费等其他需求构成。现阶段推动农产品消费增长的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其次是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最后是农产品生产供应状况的改善、加工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企业的不断发展等。

　　从人口增长看，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尽管目前每年人口增长速度呈现逐步回落的趋势，但每年的人口总量仍然持续增长，未来十年人口峰值还不会出现。人口增长所导致的需求增长表现为几乎所有食品需求都在增长，包括细粮、粗粮、食用油、食糖、肉、蛋、奶、果、菜等，这种增长是刚性的，农产品消费规模不断扩张。从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看，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消费正在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农产品价格和收入增长是产生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根源。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导致的需求增长往往有增有减，增长具有较大的弹性，不同产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一些产品需求出现峰值，加工食品、更有营养和附加值的食品将进一步替代初级食品，农产品消费的范围不断拓宽，农产品质量要求和精细加工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浪费增加，总体需求快速增长。从农产品供应和加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基本建立起了开放竞争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很快，一大批农业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拓展了农产品流通、加工和经营的渠道，为市场提供各种层次的产品，支撑了农产品消费的增长和结构转化，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市场需求。

　　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是未来推动中国农产品消费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物平衡表数据，到2009年，中国人均每日摄入食物能量为3036大卡，蛋白质为93.8克，脂肪为96.1克，食物营养水平与目前欧美先行国家仍有较大差异，但已经接近或相当于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未来十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食品消费结构将快速升级，人均直接食用的口粮和蔬菜数量将略有减少，产品质量会有提高。在人均油脂消费方面，目前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增长速度将放慢。在动物蛋白消费方面，全国肉、蛋、奶等人均消费将快速增长。

　　根据我们按照最低下限估计法测算，未来除了口粮消费会下降外，其他农产品的食用消费都还有较大增长空间。按照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估算，全国人均食用农产品的未来增长空间分别为：口粮-14%，食用油15%，猪肉36%，牛羊肉60%，家禽54%，禽蛋51%，鲜奶94%，水产品74%，蔬菜25%，瓜果79%。

　　未来十年，中国主要农产品消费和农业发展仍将处于增长阶段。目前中国农产品供求平衡关系从“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进入“基本平衡、结构短缺”阶段。总体上看，未来农产品消费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主要农产品消费保持持续增长趋势，但不同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将有所分化，人均消费有增有减，部分农产品消费达到峰值，一些农产品消费加快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粮食消费量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22年，预计全国粮食（包括榨油大豆）总消费量为69708万吨。

　　1.中国GDP年均增长7.2%左右。这一增长速度比上一个十年的高增长速度回落约2—3个百分点，或者相当于上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率的70%-80%。经济增长变化主要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和农村消费市场发育等。由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未来社会分配结构有望改善，估计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将达到7.5%以上。

　　2.总人口将继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率回落，年均增长为0.4%。人口增长意味着对各种农产品消费的普遍增加，尽管口粮等人均食用消费下降，但食用消费需求总量不一定下降，仍有可能保持基本稳定。

　　3.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到2022年提高到60.8%。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不同，城市化率的提高将推进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同时粮食需求总量扩大。

　　4.价格因素。国家对农产品消费价格放开并进行调节，农产品消费价格上涨温和，保持过去十年的基本趋势。价格变化的影响，一方面农产品消费价格增长将抑制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消费价格增长幅度回落，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消费比价发生变化，推动农产品消费结构加快转型。

　　未来十年，中国粮食消费量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22年，预计全国粮食（包括榨油大豆）总消费量为69708万吨，比2011年增加9660万吨，增长16%。其中用于榨油的大豆消费量约为10066万吨（包括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谷物及其他粮食消费量为59642万吨。分类看，口粮消费约为24945万吨，饲料粮消费25457万吨，加工转化粮食消费18055万吨，种子消费1251万吨。

　　未来十年，中国畜产品和水产品消费将快速增长。到2022年，全国肉类总消费量预计为10770万吨，比2011年增加2091万吨，增长24%。其中，猪肉消费量6208万吨，牛羊肉消费量1457万吨，家禽消费量2745万吨，分别在2011年的基础上增长16%、12%和45%。全国禽蛋消费预计为3286万吨，奶类消费6232万吨，水产品消费8124万吨，与2011年相比分别增长25%、39%和36%。

　　2013年，按照正常年景，预测中国农产品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全国主要农产品消费量预计分别为：粮食62623万吨，食用油1346万吨，食糖954万吨，蔬菜43372万吨，水果10482万吨，猪肉5490万吨，家禽2015万吨，禽蛋2734万吨，奶类4707万吨，水产品6327万吨。与2012年相比，各种农产品的消费需求都有所增长，特别是畜产品和水产品消费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其中，粮食总消费增长2.0%，食用油消费增长1%，食糖消费增长0.8%，猪肉消费增长1.3%，牛羊肉消费增长0.3%，家禽消费增长3.3%，禽蛋食用消费增长2.0%，奶类食用消费增长2.8%，水产品食用消费增长2.8%。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发展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农产品消费价格将保持低增长趋势，人均食品消费结构持续改变。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机械生产仍然采用传统的设计方式，不利于资源的节约，而且效益很低，对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属于高投入、低收入的粗放型生产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机械也朝着低能耗、低成本、高效益、多功能的方向发展。

　　每年我国都会产生大量的报废农机产品，从节能与环保的角度来说，并不应该，对此，运用节能环保设计产品势在必行，该设计可以实现零部件的再回收利用，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降低农机所产生的污染与废弃物。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节能环保的设计方式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低成本、高质量的农机产品，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企业与行业的振兴与发展，增强了我国农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我国农业机械未来发展的进程中，节能环保设计是必然趋势。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农业自身生产的角度，节能环保设计都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其发展方向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我国传统的农业机械多是采用内燃机提供动力，从其使用的指标来看，其最大问题就是能源消耗问题十分严重，而且存在噪声、废气污染、热排放等问题，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从其排放的废气含量来看，其含有的氮氧化合物、碳氢化合物对农产品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存在负面影响。因此，未来的设计中要尽量避免内燃机的使用，选择电力为动力的机械，加大对太阳能、氢气、植物油、天然气发动机的应用，同时有关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速发动机环保化学设计的研究，采用包括汽油无铅化、汽油抗磨性、柴油低硫化的措施，降低石油的使用量，减少噪音污染，降低废气的排放量，采取自适应有源噪声控制系统控制发动机噪声，实现农业清洁性的目标。

　　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实现可回收性，因此，农业机械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特征，要考虑该产品的回收价值、回收方法及工艺等问题，尽量减少一次性部件的使用，增强资源的利用价值，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从当前的设计情况来看，很多在农业机械中常用的联接件（螺栓、螺母等）的回收与再利用已经开始实施。

　　要想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就需要加大维护的力度，而维护就需要拆卸机械设备，因此，在环保节能设计中要尽量增加产品的可拆卸性，在设计过程中，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分析产品的性能与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通过模块的充足形成不同产品，满足不同工艺的需求。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产品品种规格、设计产品周期与成本间的矛盾，也可以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缩短设计周期，降低成本，对节约资源与能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了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节能环保设计需要考虑多方因素，但成本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加大对成本的重视，考虑到废弃物处理、拆卸、反复利用所产生的成本，尽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要想设计出环保与节能的产品，材料是关键，这就要求在材料的选择过程中尽量选择具有回收价值、对环境影响小的材料，减少有毒、有害材料的应用，加大监督与检查的力度，一旦发现不合格材料严禁投入到使用中。从当前的技术水平来看，相关部门对该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要求在农业机械生产过程中选择环保材料，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增加新功能的开发力度，增强再回收资源的利用，实现农业机械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是未来设计的主要趋势，也是发展的必然，而其要在保证产品的使用功能、寿命与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同时运用现代化的技术与管理方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保设计是一种资源节约型有效配置的相对增值的技术，即在运用等量资源、能源的前提下，环保设计技术是力图比传统设计方法获得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产品、使生产过程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先进设计技术。入世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竞争更加激烈，而环保节能设计是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产品 产量不断增加，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大力 支撑。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在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过去的60年中，受经济因素、地域因 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在南北方、东西方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现象，主要农产品生产格 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地认识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趋势，对于新时期我国 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大量历史资料，从农业经济格局、农 产品生产格局、畜产品生产格局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格 局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以期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源泉，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到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降为30 ％左右，农业的经济创收功能已明显落后于工业。至2008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 11.3％。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前30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40％左右，与 工 业基本相当；后30年为22％左右，约为工业的50％左右。从省域来看，我国农业占GDP的比 重存在较大差距，波动在0.8%-30％之间。在经济发达的北京和上海，农业占GDP的比重已 经下降到1％左右，与当今世界的美国、日本较为接近；在四川、海南和广西，农业占GDP的 比重仍高达18％以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印度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稳步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不断上 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的种植业为主向农牧并重、林渔同步发展的现 代农业转变。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2008年农业所占比重为48.4%，比1952年下降了37.5 个百分点，农业内部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瓜果、蔬菜、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 ，2008年蔬菜水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2%，高效经济作物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亮点 ；2008年林业产值所占比重为3.7%，比1952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林业的发展由木材生产 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2008年畜牧业所占比重为35.5%，比1952年提高了24.3个百分点 ，畜产品中牛羊肉、禽肉比重明显上升，结构更趋合理；2008年渔业产值所占比重为10%， 比1952年提高7.7个百分点，渔业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业迅速成长为繁荣农业经济的重 要产业。

　　从省域来看，牧业与农业的比值波动在0.3-1.5之间(见表1)。牧业产值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 的省市 有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湖南、四川和青海；牧业/农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有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海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畜牧业比 重明显偏低表明我国的农牧结构调整并不与区域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而作为全国6大主要牧 区的新疆和甘肃畜牧业比重也明显偏低又表明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也不完全决定于区域自然资 源赋存。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农业在地域结构调整中有着自身的规律。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一般在3％以内，农业占国民经济的 比重下降也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的60年，中国农业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 50.5％迅速下降到了11.3％，下降幅度达77.6％，是一种“急进式”的下降。但是，在多重 因素影响下，今后一定时期内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可能转变为“温和式”下降，到2 020年仍保持6％以上。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展望未 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以往10％以上的高增长将极为困难，危机面前，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所受的影响较小；第二，2006年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标志着正式将“以农补工”的国家发展 战略调整为“以工补农”，随着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有可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获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第三，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使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发展方式转变将不再是停留在口头而必须 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节能减排面前农业有着一定的优势。孙新章: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在农牧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以牧为主”论和“以农为主”论 。“以牧为主”论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进入以畜牧业为主的时代，不以畜牧 业为主我国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到20世纪末期中国畜牧业的比重就应该超过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的40％。“以农为主”论认为，在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耕地有限，又有 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以粮食为主，辅之以肉、蛋、奶、菜等 副食。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农业既没有大踏步进入“以牧为主”时代，也没有长期坚持“以 粮为纲”。从发展趋势看，在产值上畜牧业必将替代种植业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产业 。在2020年前后，中国畜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种植业所占比重 下降到45％以下，中国农业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段。在经济发达、较发达、较落后和落后四 大类区域中，首先实现以牧为主的区域即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更不是经济落后地区，而是经 济较发达和较落后地区，即农牧关系转变首先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上。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口粮消费量无论在总 量还是比重上都呈下降趋势，而对主要作为饲料用粮的玉米消费量增加显著。粮食消费结构 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1949年以来，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比重缓慢下 降；小麦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幅度较大，之后有小幅下降；玉米所占比重上升 幅度较大，2008年达到总产量的1/3；其他种类粮食作物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显著 下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缓慢下降。

　　1978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南方和东部，这种传统南重北轻的粮食生产地域格局从20 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变化日益剧烈，粮食生产重心呈“北上”、“西进 ”的趋势［1,2］。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小麦等向东北、华北等北方粮食产区集中， 南方地区仍然是稻谷的主产区，但其生产规模相对萎缩。从流域的角度探讨我国粮食生产格 局的变化，可以发现，松辽河区、淮河区、西南诸河区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增加明显， 而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下降显著。全国主要的粮食调出区已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松 辽河区、长江区、珠江区和东南诸河区转移到21世纪初的松辽河区和淮河区。

　　回顾过去的6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起起落落，但增产的总体趋势未变。从发展趋势看，我国 的粮食生产仍有潜力可挖。一是我国具有依靠政策调整刺激生产的潜力。实践经验证明，抓 好粮食生产首要是保护农民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使广大农民重新 燃起依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希望。二是我国具有依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的潜力。多年来，受农 业低效益和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等因素影响，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弃农从工，农业沦为“三八 六一”产业，科技与物质投入严重不足，潜力远未发挥。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保 障的压力也将继续加大。这主要是由于从长期看，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种植 面积继续扩大的空间有限，气候变化对农业将带来不利影响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是向北方和中部集中。从发展趋 势看，我 国粮食生产将进一步延续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东北地 区和蒙新区在国家商品粮生产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尤其是东北地区无可争辩地成为 “国之粮仓”。黄淮海地区在短期内仍扮演商品粮基地角色，但受京津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影 响，从长期看将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将由目 前的“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为“供不足需”，曾经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南粮北运”格局形成 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难以再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亏缺地区。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稳步快速发展，无论是畜禽饲养量，还是畜牧 业产品产量及人均占有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畜产品生产结构深 度变革。改革开放前，我国比较偏重于发展肉类和禽蛋生产，奶类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肉、蛋、奶全面发展，尤其是奶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在1985年，我国奶类 总产量为289.4万t，仅为肉类总产量的15％；2008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3 781.5万t， 比1985年增长了12倍，为肉类总产量的52％。我国人均奶类占有量达30 kg，由世界奶业生 产中的“侏儒”跃升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

　　从肉类生产来看，在历史上，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是我国肉类生产的核心区域， 与“南粮北运”相似，肉类生产也呈现“南肉北运”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 “北上”，肉类生产也开始向北方转移。在1985年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肉类产量分别占30.6 ％和69.4％，2008年分别占43.4％和56.6％。从三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 中部 转移的趋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区域来看，肉类生产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 向黄淮海、东北和蒙新地区转移，华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比重基本稳定。

　　从奶类生产来看，北方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奶类生产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奶类生产又进 一步由南向北大规模转移。在1985年，北方、南方地区奶类产量分别占67.9％和32.1％ ，20 08年分别占91.1％和8.9％。南方地区在奶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从三大区域来看 ，奶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中部大规模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稳定。从区域来看，牛 奶生产由高度分散向高度集中转变，正在呈现以蒙新为雁头，以东北和黄淮海为双翼的发展 模式。

　　从禽蛋生产来看，在南北地域格局上，总体上由南方向北方转移。1985年北方、南方产量分 别占52.1％和47.9％，2008年分别占67.3％和32.7％。从三大区域看，禽蛋生产呈现由 西部 向中部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区域来看，禽蛋生产由长江中下游地区 向黄淮海和东北转移。禽蛋生产呈现河北、山东、河南“三足鼎立”局面，2008年三省合计 生产量高达1 147.7万t，占全国的42％。

　　从肉、蛋、奶三大类畜产品发展趋势看，奶业生产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根据FA O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肉类生产量占全球的31.7％，蛋类生产量占全球的44.9％，为全球 最大的肉类和禽蛋生产国，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奶类生产量仅为 全球的5.5％，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对主要农产品的 消费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较1990年增加了0.6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2 倍；蛋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1.3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5倍；奶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 2.1倍，城镇居民增加了2.3倍。奶类的消费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对肉、蛋的消费增速。

　　从地域发展趋势看，肉类、蛋类生产将进一步向东北、黄淮海集中，蒙新、东北和黄淮海地 区在奶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将长期保持。从区域供需均衡的角度看，尽管三大类畜产品均存 在北强南弱的现象，但奶类生产的区域不平衡性最大，几乎可以认为是区域失衡。目前中国 80％的牛奶产在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和河北等地，而60％的消费市场在南方。造成奶业发 展南北失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南方高温、高湿，缺少广袤草原，主 观原因是多年来国家在奶业发展方向上向北方地区给予政策倾斜。从今后的发展看，以西南 低山丘陵为重点的南方地区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完全具备 奶牛饲养所需的土地、水、气候和青草饲料四大要素，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草坡、南方中部地 区的秸秆类饲料资源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南方地区奶牛多以圈养为主，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比北方要高；南方地区城市密布，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在与北方 奶竞争中尤其是鲜奶消费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可以认为，只要解决相应的技术难题 ，政策措施得当，奶业生产南北失衡的局面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缓解。

　　农业多功能性可分为四类，生产功能、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 3］。生产功能与经济功能在上文已经做了阐述，本部分将重点对农业的社会功能、生态 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予以讨论。

　　农业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承担就业和社会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 重高达90％，至改革开放初期降到70％左右，目前又进一步降到40％左右。虽然60年来农业 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绝对数量直至1991年达到3.9亿人的历史最高点后才开始 缓慢下降，目前仍达3亿人左右。不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如此庞大并非真实需求，在二元 社会制度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无门，不得不以隐蔽性失业方式赋闲于农业。这些剩 余劳动力虽然在家乡无法充分就业，但由于农业能够给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不会 像城市失业那样直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震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农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据测算，我国目前由农业担负的社会保障 人数高达1.3亿人，保障价值为733.1亿元/年［4］。

　　纵观60年来我国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负面效应要远大于正面效应。从新中国成 立直至20 世纪80年代，在“以粮为纲”口号下，全国上下围着粮食转，倾全社会之力去抓粮食生产， 毁林（草）开荒、填海造田，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农业开垦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大 大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