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摘要：化学农业现代化之本质也就是科学技术化。未来农业将是以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技术装备起来之崭新产业。农业之发展大体经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主要靠大自然之恩赐，传统农业以经验为基础，现代化农业则是依靠科学技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面对现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不仅要把中国的市场要牢牢把握还要放眼世界走出国门，还要把各种的高科技技术利用在农业机械化上，进行多元化发展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利用好信息和网络技术革命更好的学习世界各地区的人们的革命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按市场规律运作，抓住机遇，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跨越式发展。[2]

　　利用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进行合理组装、精细配套,组成各种类型的多功能、多层次、多途径的高优生产系统。

　　如根据农作物的特点，设置高度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全套先进的输送营养液系统及配套的系列设备，以实现集约化、工厂化生产体系。

　　到21世纪，由于田地日益珍贵，发展与人类健康相协调的和谐的生态环境，形成“环保农业”尤显重要。一些农业专家将会精心设计, 把农场式农业生产改造一座座农业公园，集农业种植、绿化环境、观光旅游等为一体,劳动也将成为赏心悦目的一项愉快的工作。[1]

　　农业机械化给现代化农业带来了很大的生产活力，尤其是在解决体力劳动上起重要作用。而电子计算机智能化管理系统在农业上应用，将使农业现代化管理更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已普遍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各种植物激素，这虽然有效增加了农作物产量，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公害，中国的未业农业，将进人一个崭新的生物化的绿色、洁净的农业时代。[3]

　　综上所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之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农业现代化之发展趋势，扬长避短，在做好基础工作之前提下，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智力农业、精细农业、信息农业、生态农业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尽快走上现代化之道路,因此，我心目中的未来农业拥有高度科技化、制度化、智能化的生产运作方式。

　　大部分农民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观念陈旧落后，对农业机械化的认识不深刻，对科技含量很高的新设备接受能力差。同时，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购买能力有限，也不愿意花高价钱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型机械，目前市面上的农机市场被伪劣产品占据，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现存农业机械中多以微小型设备为主，大中型的设备较少。微型和小型机械功能和作业范围都十分有限，不能充分体现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作物产值的作用不高。农业机械化宣传和售后服务体系较薄弱，致使农民很难了解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严重阻碍了农机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幅度减少劳作时间，解放农民的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作物产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农业机械的很多作用是人力所无法取代的，特别是在抢农时与抗灾害方面。由此可见，农业机械化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后一段时期要明确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思路和方向，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

　　农业机械作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劳动力输出的重要帮手，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时期，必将大展拳脚。我国农业机械化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农机产品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民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愿望也将进一步实现，对农业机械的认识和需求必将扩大，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是必然结果。展望未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将呈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节能是当今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农业机械化加强节能技术设计顺应了当今经济发展之要求，是大势所趋。农业机械化节能设计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保证产品寿命、功能、质量等硬性指标下，依靠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达到降低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目的。农业机械化在节能上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节能是人类生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们拥有高质量生存环境、享受健康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

　　我国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较缓慢，技术含量也比较低。随着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粮食优质高产成为首要任务。因此，农业生产对科技含量高，可靠性强，操作方便的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此类机械将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2.3.1发动机燃料的选择 内燃机是农机的动力部件，内燃机的燃料主要是柴油和汽油，这类燃料燃烧后，会产生大量含碳和硫的有害气体，因此在未来的农业机械设计中，会大量研发以清洁能源如：太阳能、氢气、沼气、植物油等为燃料的环保型发动机，减少汽柴油的消耗，降低噪声、废气等污染，并能够减轻碳排放过多造成的温室效应。

　　2.3.2增强可回收性设计 机械的可回收性设计是在产品的设计初期就需要考虑的，主要需要考虑的是：零配件及原材料回收的可能性、回收的成本、回收的价值以及回收的处理工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优化设计，使将来产品报废后各零部件的二次利用达到最合理的状态，最终达到减少环境污染，减少材料浪费的目的。这种设计趋势会节约原材料及减少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耗，通过废旧机械产品的再利用，节约大量成本。

　　农业机械的发展是促进农业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因此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才能保农业、促增收。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使读者对农业机械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刘晓叙，陈敏.机械产品绿色设计理念[J].机械设计.2005（11）.

　　[2]袁驰，王健.农业机械的绿色设计[J].农机化研究.2007（6） .

　　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出台了更多政策，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目的就是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解决一些“三农”发展中的痼疾。

　　2016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明确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今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线已经明确：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2016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初现成效。2016年在稻麦口粮生产保持稳定的同时，在农业生产布局上，还积极调减“镰刀弯”非优势玉米产区面积，玉米面积调整3000万亩以上，引导东北优势产区大豆面积同比增长17%以上；推进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内农牧业融合发展；在绿色发展上，全国节水技术推广面积超过4亿亩，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达到200个，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达到616万亩。

　　2016年12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幕，会议分析农业农村当前形势，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次会议的主要看点：一是“农业结构调好调顺调优”成改革首要任务；二是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以绿色供给满足绿色需求；三是创新供给体制，“全面激活”市场、要素、主体；四是促进六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2016年的热词，更应该是贯穿“十三五”期间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新农人

　　新农人，坚持将科技和情怀融入现代农业，是未来中国农业的中坚力量。新农人是现代农业领域的创业者和产业创新者，是坚持发展生态农业并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以生产和流通安全食品为己任的涉农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业的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他们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早期形态和探索者。2016年，新农人正在帮助传统农民解决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带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快步迈进。

　　2016年，生鲜电商由喧嚣走向冷静。生鲜电商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关停、裁员、关店、出让，尸横遍野。

　　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全国4000多家生鲜电商企业中只有1%实现了盈利、4%持平、88%亏损、剩下的7%是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宏观环境利好、交易规模逐年攀升、资本“浇灌”等生鲜电商发展的利好因素也客观存在。

　　一边是倒闭、抱团的消息，一边是大体量生鲜电商获得大额融资的新闻。显而易见，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三大互联网公司首字母缩写）等巨头迎来了收割期，天然大流量的优势下，不断抢占布局生态。生鲜领域不会再出现千军万马，也不会一家独大。未来看好，现实煎熬，2016年在中国生鲜电商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三权分置）。“三权分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三权分置”这一制度安排，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农户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三权分置”还鼓励创新方式，鼓励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通过多种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探索更有效的放活经营权的途径。“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无疑为未来新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制度活力。

　　北京市2016年9月19日向社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意见，北京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至此，全国30个省份陆续出台文件取消了农业户口。

　　2016年，我国基本上从制度上消除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别。取消农业户口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标志着基于城乡差别的饥荒时代基本告一段落，同时也破除了二元制度下阻碍城乡交流的制度壁垒，开启了中国城乡之间双向流通的新时代。可以预想得到，取消农业户口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就业市场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未来将产生土地国有背景下的土地交易、流转市场，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将增加，也将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速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意味着小农经济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去中心化的特质，恰与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以较小个体为经营单位的发展模式相契合，二者天然具备融合的土壤。电商巨头跨界而来，各自活跃于农产品流通领域，花样迭出的营销大秀轮番上演。同时，传统电商也纷纷涉足互联网排兵布阵：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与传统渠道优势互补，赋予品牌全新的价值体验。

　　跨界融合还指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两者理念高度契合。农业产业化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了基础、提供了主体支撑、提升了发展质量，并为农民分享农村产业融合增值收益建立了有效渠道。

　　2016年，中央财政增加资金安排12亿元，采取竞争立项的方式，确定了12个省作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试点省。重点支持能够带动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金还重点用于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直供直销、农村电子商务、农业多功能性拓展、产业扶贫等方面。

　　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

　　市场培育、政策红利、资本驱动等，都加速了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已把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搬到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变革型、产业链大数据型、专业合作社服务商、数据挖掘型、农业物联网、土地流转电商化、农资电商型，在目前的初级阶段，“互联网+农业”类企I已经涌现出上述七大类型。

　　在“互联网+农业”深刻影响传统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同时，众多巨头、资本、上市公司等纷纷加快在这一领域的布局。农资电商、农村互联网金融、农业信息化将是“互联网+农业”未来发展的三大方向，而农资平台化、供应链高效化、数据资产化、产品定制化、资源全球化将体现在数万亿农业市场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正全面改造我国传统农业产业链，农业互联网时代正迎风而来，而“互联网+农业”不仅是2016年，更是未来一段时间新农业领域的关键词。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除了精准感知、控制与决策管理外，从广泛意义上讲，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我国农业的出路是节本增效。工业化的更高效率的生产管控体系，基于科学分析的精准决策都是农业实现节本增效的重要方法，而智慧农业发展无疑为实现这一方法提供了途径。农产品流通的最大痛点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发展溯源系统，利用现代信息交互平台增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累积信任，无疑也是智慧农业的重要使命。

　　目前，主要投资农业和大农业细分领域的投资机构已经超过280家，可以看出资本对于现代农业非常看好。

　　我国农业产业化势不可挡，未来发展将呈现以下8个特征：标准化趋势、信息化趋势、生态化趋势、社会化服务的趋势、深加工趋势、集约化趋势、规模化趋势、专业化趋势。

　　从2013年起，农业投资热度剧增，截至2015年底，农业领域投资案例数达到了498例，相比2013年增加了300%；投资额达到了102.99亿美金，相比2013年增长460%。到了2016年，投资案例数与投资金额开始放缓，结构性调整正在进行中。专业机构分析显示，农业第二产业成为吸金王，所涉投资总额达124.4亿美金，占农业产业整体投资额的47.7%。从投资细分领域来看，农业的第二、三产业最受资本关注；从投资阶段上看扩张期企业最受青睐，而成熟企业融资能力最强。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优选，一定是从资源农业向资产农业再向资本农业跨越，一定是从产品经营向产业经营再向资本经营跨越。

　　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融资难、融资贵是农村金融的突出表现，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对称、经济基础差是阻碍农村金融发展的深层原因。

　　这些年,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城乡失衡的矛盾和问题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出。例如,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扩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我们的看法是,在工业化主导时代,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城乡二元结构直接相联系。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

　　未来5年,我国将开始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由46.6%提升到50%以上。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历史拐点。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镇化快速提升的关节点。根据相关研究,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第二,未来3-5年,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镇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都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第三,中央明确3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估计5年左右放开大城市的户籍是大势所趋。由此,城乡一体化将有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扩大内需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 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32%。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将会大大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据测算,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也就是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新增消费规模将达到3.2万亿元。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据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重在60%左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趋于放缓。近年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镇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

　　1.民营经济对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非农经济类型可概括为公有经济（统计上包括 ）、外资经济（统计上包括）和民营经济（即除上述两种经济类型以外的所有经济类型）。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其对我国非农就业的吸纳带动效应也走过了从微不足道到作用显著再到主渠道的历程。图1和图2显示了我国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人口及其比重的变化，1978年～2005年间，我国总的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2341万增至2005年的46091万；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再到相对稳定的三个阶段，就业比重在1978年～1996年间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但之后呈持续下降状态，至2005年，就业人口为21570万，比重为51.85％；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20多年来都基本呈持续上升态势，2005年就业人口和比重分别为13406万和32.22％，而且上升趋势明显；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也呈上升趋势，2005年其数值分别为1245万和2.99％，显然二者都远低于民营经济相应项。因此，就全国非农就业发展来看，公有就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外资就业虽然处于增长状态，但对非农就业吸纳有限，只有民营经济显示了强劲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综合分析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一方面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与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呈相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就业人口数还是比重，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又呈耦合变化态势。这表明一个事实，即民营经济在我国非农就业发展中作出了双重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在公有经济就业人口及比重下降和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增加有限的背景下，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主要是由民营经济吸纳完成的；第二个贡献是，公有经济释出的下岗分流人员再就业也主要是由民营经济消化的。而且这两个贡献在未来发展中还将更加突出。

　　2.民营经济对我国乡村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乡村非农经济组织主要有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三种，根据我们前面的界定，其中后两种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随着我国乡村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数据显示（图3、4），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最近的2005年，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拉动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逐步扩大、比例波动上升的过程。1978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为2827万人，仅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9.22%，其中民营经济就业几乎不占份额；2005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18760万，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38.69％，其中民营经济就业比重为9.26％。从图1中可了解到，乡村民营经济解决的非农就业人口至1999年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低谷区，这一低谷区是由个体经济的减少所引起，其原因与这段时期我国整个宏观形势处于内需不足、个体工商业者盈利能力差等因素有关。但是自1990年以来，乡村私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量却呈逐年上升趋势，即使在宏观形势整体较差的时期也基本未受影响。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私营经济对抗不利宏观形势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宏观形势不理想情形下私营经济在缓解就业压力、吸纳乡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从民营经济就业占乡村非农就业比重变动趋势来看，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波动上升的比例同样说明了民营经济在带动农村非农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图3我国乡村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吸纳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3.民营经济对我国城镇就业的贡献分析。根据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集聚力也呈逐步提高趋势。1978年，城镇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仅15万，同期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业人口为9499万，二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0.16％和99.84％。显然，改革开放初期公有经济是城镇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民营经济的就业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历经20余年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就业人口无论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重自1978年以来都逐年增加，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绝对数量自1993年，比重自1978年）则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首次超过公有经济，到2005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增加到8918万，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下降到7598万，二者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32.63％和26.70％。可以说，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对于缓解公有经济就业压力（如下岗、分流）起到了支撑力量的作用，同时对于缓和因失业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具有积极意义。

　　人们经常提到外资经济对于创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分析来看，外资经济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相比民营经济而言相当有限。从图5、6可知，外资经济就业占我国城镇非农就业比重在2005年最高，但也只有4.56％，仅相当于同期民营就业的13.96％。事实上，至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就业已超过公有与外资就业之和。公有经济自1993年就业人口下降至2005年的13年间，裁员7212万，同期外资经济仅增加1024万就业人口，显然对就业的吸纳是力不从心的。而民营经济就业人数的增量达8024万，在国企减员分流、外资增员有限的背景下，不仅一定程度解决了公有经济背负的就业包袱，而且也有效地充当了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压力的减缓器，成为中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为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从国家、城镇和乡村等层面分析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源于小岗村的改革，小岗村的意义不在别的，而是做了创新性的突破。现在的农村改革是我们能够找出未来30年使中国再上几个台阶的关键点之一，这可能是我们党中央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决策。

　　但目前制约农村生产的有三大要素：人、资金和土地，我们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我们国家人口是单向流动的，从农村到城市；其次资金流动也是单向的，虽然几大银行在农村设有站点，但基本上是只存不贷，银行把农村的资金转到城市里去了；第三，对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来说，最后一块“保命田”又被征走了，农民被排除在发展之外。

　　首先我们看到，国家已经提出健全农村金融制度，当然怎么建立没有讲得很细，但是很重要是在布局。农村金融改革先试点，包括乡镇银行，这都为未来我们国家整体的金融市场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

　　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投行目标转向农村，资金有向农业生产流动的趋势。韩国和日本的“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可取的办法，在一片土地上种有机蔬菜，公司负责加工出口，农民负责耕种。术业有专攻，保证公司和企业双赢。

　　同时我们不能因为泼水就把孩子泼出去了，“公司加农户”是中国必须要走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由于公司有很强势力量，有不少的地方政府站错队了，站到公司那里去了，本来应该站到农民那里去。

　　当然，也有人担心资本进入农村，会不会对粮食进行垄断，人为造成粮食危机。实际上不应该是一种担心，我们现在整个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包括外资，也是太少了。事实上我们国家也不可能使大量的土地被公司买走，风险太大。

　　或许，现在大家就已经感觉出来了，记得小时候有很多体力劳动，现在有的地区进行统一的机械收割、机械耕种，未来整个农业的机械化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是区域分工更加明显。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国家永久的商品粮的基地，就不能搞别的。北京的平谷是几十万亩大桃，大兴都是西瓜，区域分工很明显，特色农业很明显，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加强。

　　未来集约化农业也将大大增加。我们现在18亿亩红线把大家都定住了，核心问题就是土地怎么利用。前不久我到山东去看，原来想象1亩地种小麦，就是1000多斤的粮食产量，现在1亩种天瓜是立体种植，往上长。城市里为什么盖高楼？就是因为地有限，往上会得到很大的利用率，未来农业立体种植会大大发展。

　　很多年前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未来农村是什么样子呢？可以看看前30年，部分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很多中西部地区在这30年的变化很小。原来好好的现在都污染了，都空心村了。未来30年必须有一个大的政策保障，农村发展的前提条件才可能成立。

　　整体来说，从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农村很难留住很多人，如果你不真正解决农村的出路问题，未来农民想离开农村的愿望比现在还要强烈。大量空心村将会出现，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日本没有解决，韩国也没有解决。如果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未来农村会很衰落。

　　为了判断并预测在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变化后的农产品供需情况，本研究假设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在未来某一时点，全体中国居民（城镇与农村）将以目前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消费食品。

　　1.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各类食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城镇与农村居民的食品直接消费量仍存在较大差异。在粮食方面，由于部分粮食被用于加工其他食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量（口粮）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然为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都呈增长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9.26公斤，而农村居民则为6.60公斤。肉禽及其制品的人均直接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10年来的人均肉禽及其制品的消费量大约增加了30%～40%。蛋类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2011年该类农产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大约为农村居民的2倍。奶类直接消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的1.5倍，而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人均消费水平的5倍左右。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大部分食品的直接消费都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只有粮食类食品（口粮）的直接消费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下降，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类产品被用于加工生产或者转化成其他食品，随着其他食品消费量的上升，这部分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因而从总量而言，粮食需求量仍然是上升的。

　　2.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现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这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按照2011年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的话，除了粮食（口粮）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需求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源计算而得，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主要农产品人均直接消费量有较大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粮食-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11.87千克/人、蛋类4.72千克/人、奶类12.74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农村居民都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11.87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4.72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增量加12.74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农村居民完全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直接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5911.01万吨、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174.65万吨、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779.34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09.90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36.46万吨。

　　3.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上文的假设，将2011年的食品消费情况作为基准，当全国的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的农村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带来如下冲击。第一，粮食（口粮）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10.35%；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13.20%；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9.79%；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1.02%；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1.95%。

　　另外，如果从城镇化角度探讨此问题，则可假设10年或者2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5%。那么如果75%的城镇居民都以现有的城镇水平消费食品的话，也将给中国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前文所述，我们假设人口总数不变，2011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34 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 079万人），如果城镇化率为75%时，城镇人口则为101 051万人，这意味着有31 972万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将上述转变人口数分别乘以前文分析所得的城乡人均消费量差额值，则可得到75%城镇化率条件下，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城镇化率达到75%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将受到如下冲击。第一，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5.04%；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6.43%；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77%；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5.37%；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10.69%。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城镇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需求量。除了粮食产品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其实粮食类产品的需求并未减少，因为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粮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食用植物油、肉类、蛋类及奶类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按照美国水平消费”是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变化的第二种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为农产品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为了明确这种影响，本研究假设随着“按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不断发展，未来某一时点将出现极端情况：中国人将全部以目前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

　　1.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那么中国食品需求量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按照2009年美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除了谷物（口粮）和蛋类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由FAO数据库、USDA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中国居民的消费现状与美国居民稳定的食品消费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谷物-63.09千克/人、油类24.95千克/人、糖类52.61千克/人、肉类2.69千克/人、蛋类-4.04千克/人、奶类63.25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居民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谷物直接消费量减少63.09千克/人、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4.95千克/人、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52.61千克/人、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69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4.04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63.25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中国居民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谷类直接消费量减少8 500.58万吨、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 361.29万吨、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7 088.33万吨、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62.10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543.74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 536.11万吨。

　　2.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前文的假设，以2009年的食品消费作为基准，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2009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产出带来如下冲击。第一，谷物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谷物产量的16.37%；第二，油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油类产量的254.12%；第三，糖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糖类产量的471.93%；第四，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55%；第五，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9.34%；第六，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24%。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直接消费量。除了谷物（如同前文所述，尽管谷物的直接消费量有所减少，但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谷物需求却大量增加，因而谷物的总需求量仍然是增加的）和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油类、糖类、肉类及奶类产品的需求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1. 供需变化与农业产业安全。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种趋势。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中国人的农产品直接消费量将产生较大的变化，进而对农产品产出带来冲击。

　　当然，农业产业安全是指农业产业体系意义上的安全，应该既包括消费者安全，又包括生产者安全以及市场稳定。如果从中国社会繁荣、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消费者安全应放于第一位，毕竟每个中国居民都是食品的消费者，消费者安全涉及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因而如果消费者安全受到冲击，必将威胁到农业产业安全。而农业产业角度的消费者安全主要体现在能否保证每个消费者都有足够的食品进行消费，这无疑将受到国内农产品供需变化的影响。可见，当国内供需变化对消费者安全产生直接或者潜在威胁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2. 消费模式与农业产业安全。那么，消费模式变化是否已经构成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则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是否会对消费者安全存在威胁。

　　尽管前文的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是在不考虑农业生产率提高，产量上升的前提下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析没有意义，相反这将给予我们一定的警戒与启示。一方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受限于土地、水资源等稀缺要素，即使不断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实现大部分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也较低。尤其是当中国居民都实现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时，油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5倍、糖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4.7倍、奶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2倍，这种大幅度的需求变化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内农业生产率提升来实现。因而消费模式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农产品的自给率，对中国居民食品消费产生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中国农业领域内能不断进行革命性技术创新，大大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国内的农业产出能够满足这种因为消费模式变化而增加的农产品消费量，这是否就意味消费模式变化不会对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国内农业产出能通过变革性技术创新来应对这种消费的大量增加，也改变不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对国内农业产出带来压力的必然事实。换句话说，如果通过调整使得消费模式不发生这种趋势性转变，则将大大减缓国内农业生产的压力，降低消费者安全的潜在威胁。

　　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国内食品供需角度而言，消费模式将影响消费者安全，进而导致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能够随着消费模式转变和大部分食品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将是潜在，即如果能控制调整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将能大大减缓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压力，为其他产品释放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这种消费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增量，则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是直接的，部分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将大大降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做出了趋势性判断，并通过数据估计的方法简单测算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对国内农产品供需的影响作用，从而判断消费模式变化是否会威胁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尽管数据测算部分并未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数据本身也存在统计口径差异等问题，但这仅会对数据精确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未影响趋势性判断。而本研究重点在于趋势与影响作用判断，而并非数据预测，因而上述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作用有限。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个变化趋势。（2）中国人消费模式的变化趋势将使部分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进而给国内农产品供给带来压力，消费模式将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急剧提升，城市扩展加速，大量农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农地非农化后，土地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是否合理、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是否达到最优化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以天津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C—D生产函数模型，定量分析建设用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并据此提出土地利用政策改革的思路。

　　选择天津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案例，主要基于：一是近年天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主要靠农地征用或转用，农地非农化趋势明显，而建设用地供给指标已达到极限，经济增长与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需要通过研究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二是天津长期以来较为重视城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有城乡土地流转的专项方案设计，有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实现耕地复垦、动态平衡的典型案例；三是目前学界对天津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天津显著的农地非农化趋势不相匹配，有必要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环渤海中心地带，陆地面积11917.3平方公里，海岸线公里，湿地资源丰富，素有“九河下梢”、“海河要冲”之称。全市地势北高南低，平原居多，山区面积仅为4%；天津市现瞎18个区县。2009年末，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7521.85亿元，常住人口1228.16万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2574元。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天津经济发展迅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2009年，GDP和人均GDP比1978年的82.65亿元和1133元，分别增长了91倍和55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78年的20.3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5006.32亿元；人口城镇化水平由1997年的57.27%提高到77.23%。②

　　一般来说，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增长引致对土地的需求，主要包括对存量土地的需求和增量土地的需求。前者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后者反映农地转用及征用的要求。从近年天津土地利用的情况看，主要依靠增量土地来满足需求。尽管在对存量土地的利用上，尽量挖掘潜力，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地均GDP、地均工业产值、地均第三产业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土地的人口承载量等指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比如，地均GDP从1978年的72.95万元/km2上升到2009年的6341.15万元/km2，地均工业产值从1978年139.52亿元/km2上升到2009的11284.39亿元/km2，地均第三产业产值从1978年的17.752万元/km2上升到2009年的2871万元/km2。相应的地均投资的集约利用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从1978年的21.08万元/km2上升到2009年的4220.91万元/km2。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从1978年640人/km2上升到2009年的1035人/km2。③

　　但由于受自身条件和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与其他各计划单列市或省会城市相比，天津土地集约利用度仍有较大差距。2006年，上海土地集约利用度为0.6912，广州为0.5307，杭州为0.4994，而天津为0.4228。2009年，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上海为0.2亩，北京为0.29亩，重庆为0.3亩，天津为0.45亩，而单位面积建设用地的产出上海为5.92亿元/km2 ，北京为3.59亿元/km2 ，天津为2.04亿元/km2 ，重庆为1.1亿元/km2 。④可见，天津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明显高于其他几大直辖市，而单位面积建设用地的产出则明显偏低，仅高于重庆。这说明，天津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表现为较为明显的粗放特征。在城市土地利用较为粗放的情况下，天津对土地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征地来实现，大量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仅2004-2007年，天津征用土地面积就超过160.65km2，其中农业用地98.31km2，⑤ 是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表2.1反映了天津市自1996年以来土地利用变动的基本情况。

　　表2.1 1996—2009年天津若干年份土地利用情况⑥ 单位：平方公里土地类型

　　从表中可以发现，建设用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996-2009年间增加规模达到860.57km2，年均增长60余km2，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不断减少，1996-2008年，农用地减少了453.4km2，其中耕地减少285.39km2 ，占2008年耕地面积的6.5%；未利用地减少了301.2km2。需要说明的是，2009年，在建设用地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农用地未降反有一定增长，主要是由于被征用土地中未利用地所占比例较大，且在这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也较大所致。

　　可以预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还将进一步提高，但由于现阶段的天津，正处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未来5-10年预计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还将持续增加，农地非农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其主要依据：

　　1.工业建设用地增加。有趋势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有望发展成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中心，在三次产业中以制造业为主，有望发展成制造业生产基地。要建成制造业基地，需要有充足的地域空间来集聚企业和扩大企业规模。况且目前天津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多数企业正处在快速成长期，也需要地域空间的扩大，这在城市用地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势必加剧对农地的征用。

　　2.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加速扩张，造成非农用地的需求大大增加。目前天津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49.49%提高到2008年的77.23%，预计2020年将达到90%。如果按照过去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5个百分点，城市用地规模扩大1个百分点的相关性，今后城市建设用地将会呈明显上升趋势。

　　3.人口增长用地增加。理论与实践证明，在生产条件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人口数量增长将加速农地非农化。1978年—2007年天津市户籍人口由724.27万人增加到959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常住人口由1987年的831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228.16万人，是1987年的1.48倍。人口密度由1978年的640人/km2，提高到2009年的831人/km2，⑦而同期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种逆向发展表明人口增长对耕地数量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且全市人口还在增长，由于人口数量大增，导致耕地被大量占用，耕地负荷越来越重。

　　4.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导致用地增加。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促进了各项建设的开展，而各项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建设用地作为依托。近年来，天津市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一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征用农民土地数量也大量增加。1998-2008年，农民被征用土地共215.4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征地19.58平方公里。在此期间，GDP每增加1亿元，其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基本在5.1-19.4公顷之间波动，2004年猛增至56公顷。“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保持在12%，假设2011—2020年经济始终保持该速度增长，预计2011和2020年GDP将分别达到约10202亿元和28290亿元。以1995—2004年单位GDP增加对耕地的占用量的最小值（GDP每增加1亿元对耕地资源的占用为5.1公顷）计算，2011—2020年10年间，耕地将减少92256公顷，占2010年耕地总量的21%。⑧

　　式中Y代表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K代表固定资产投资额，L代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S代表建设用地，其中包括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t为时间变量，在此代表技术进步因素；α、β、γ、λ分别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建设用地投入的生产弹性系数以及技术进步率。

　　采用天津市1996年到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建设用地的生产弹性系数进行线性约束，使，得到如下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三产业GDP增加0.599个百分点；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三产业GDP增加0.171个百分点；建设用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三产业GDP增加0.230个百分点。

　　通过对天津1996-2009年13年间逐年的资本、劳动和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与产出的效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建设占用部分农用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地非农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水平不高。天津建设用地增量对二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近年来经济增速一直排在全国前列，但农地非农化弹性系数却只有0.23，说明土地非农化率与GDP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因此，应正确估算和评价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夸大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慎重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合理把握农地非农化规模与节奏，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通过对1997-2009年13年间逐年的资本、劳动和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与产出的效率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城市土地利用与农地保护面临巨大压力。研究期内，由于基本建设需求与农业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天津土地利用的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本一致。尤其是2004年以后，土地利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建设用地急剧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这之后天津开发建设步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进程、人口四项指标增长速度加快，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拐点，以致城市土地利用与农地保护面临巨大压力。

　　2.建设用地处于快速低效扩张状态。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在城市化的后期阶段，由于重视城市自身土地的整理、规划、利用，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会很高，然而，目前天津建设用地处于快速低效扩张状态。尽管建设用地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同步，但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快速增长，城乡建设用地“双向扩张”，表明建设用地并没有走上集约用地的道路。

　　1.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应通过实施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对用地布局的监管，防止城乡建设用地盲目和无序扩张，有效减缓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其他重要生态环境用地的过度侵占；通过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切实增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各项建设项目用地计划要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来解决，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立足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今后应深化内涵挖掘，努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在存量土地利用上下大功夫，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集约用地水平；建立严格的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考核标准，加大工业和商业用地使用者的保有成本，防止低效利用土地。

　　3.加大农地转用批后监管力度。把土地规划、计划管理延伸到供地环节，通过扩大“流量”来增加建设用地有效供给。以供地文件作为年度计划实际执行的最终凭证，并与下一年度计划下达挂钩，敦促地方政府逐步消化批而未供土地，强化刚性约束，避免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同时加大耕地补充力度，积极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1]肖绮芳，张换兆.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征用和农地市场化—以天津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08（12）：65-68.

　　[2]许德林，殴名豪，肖霖.1997-2008年青岛市农地市场化过程与效果的实证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0（1）：10-14.

　　[3]杜官印，蔡运龙.1997-2007年中国建设用地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用效率[J].地理科学进展，2010（6）：693-700.

　　2. 除草剂产品登记趋势及进出口情况分析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季颖总农艺师

　　近几年，除草剂登记活跃，新有效成分、新剂型不断涌现，除草活性提高。除草剂进出口发展快速。

　　2015年7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加强百草枯替代剂型登记管理问题，面对新政，百草枯何去何从。

　　详细分析除草剂在我国主要作物上的使用情况及市场分布；国产及跨国公司除草剂畅销产品分析；除草剂生产、市场基础数据分析等。

　　5. 全球除草剂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爱莹博士

　　除草剂在各地区、各作物上的市场分布；主要品种的销售市场；全球作物种植情况及变迁；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情况及对其他除草剂的影响等蓝狮账号注册。

　　6. 全球除草剂研发趋势及潜力品种推荐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长令总工

　　除草剂抗性的加重，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转基因耐受除草剂品种的增多，尤其是百草枯未来的前途未卜，促使行业面对除草剂新品进行选择，而全球除草剂研况、新品特质如何？哪些值得企业投产？哪些适合中国国情？本报告将为您解读。

　　一般来说，买方数量越少，个体购买量越多，则买方的议价能力越强。我国产地批发市场中的买方主要是长途经销商，他们从产地市场长途贩运到销地市场销售；城市销地批发市场中的买方主要为二级批发商、零售商贩和一些大型超市。批发市场中的长途贩运商、二级批发商和零售商贩以个体为主，目前数量较多，但其正逐渐向公司化、规模化、正规化发展，未来数量上会有所减少，经销规模会逐步增大；购买量大是大型超市作为买方的主要特征。再者，交易越公开，买方的议价能力越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一个公开的交易场所，通过信息及时，所售产品和价格一目了然，买方很容易了解市场行情。此外，现在买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其忠诚度也较低。所以，综合上述因素，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买方的议价能力总体较强。

　　供方主要包括农产品经销商以及农户、农民合作社、等。一般来说，供方的数量越多，每个供方的供应能力越相近，其议价能力越弱。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供方中，数量众多，规模相对较小，但随着供方发展及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供方能力在逐渐增强，数量有减少趋势。在产品标准化方面，我国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缺乏统一公认的等级划分标准，产品质量主要凭借经验判断，主观因素胜于客观标准，继而降低了供方的议价能力。此外，我国已经有很多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了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合作，其中一些批发市场还发展了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市场供方的议价能力会日益降低。同时，供方和市场之间的交易是公开的，从这方面讲供方的议价能力较弱。综合上述因素，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供方的议价能力总体较弱。

　　新进入者在给行业带来新生产能力、新资源的同时，也希望在已被现有企业瓜分完毕的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这就有可能会与现有企业发生市场竞争，最终导致行业中现有企业盈利水平降低，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竞争性进入威胁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进入新领域的壁垒大小与预期现有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反应情况。在进入壁垒方面，新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受到规模经济、品牌认知度差异、资本需求、客户转移成本、人力资源支持条件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限制，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进入壁垒属于中等。在行业内反击方面，在同一地区的已有农产品批发市场，它们对新进入者的反击很强烈，通常会导致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两败俱伤。所以，业内企业的反击程度较高。综合上述两方面，新进入者的威胁中等。

　　大部分行业中的企业，相互之间的利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其目标都在于使得自己的企业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一般来说，在一个行业中，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可以产生超额利润，激烈的竞争会导致整个行业利润下降，而在一个行业中存在大量的竞争者会降低合作的机会。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总数已经发展到4150个，总体上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规模接近的批发市场很多，分布也较为集中，并且经营方式基本相同，批发市场之间竞争比较激烈。

　　通常，产品需求的波动会加剧行业的竞争。农产品属于需求稳定型产品，很难加剧行业竞争。此外，众多企业分食固定的市场份额也会使得整个行业竞争加剧。在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一方面，批发市场规模较为固定，多人分食会使得竞争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特殊性，对选址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各竞争市场纷纷“跑马圈地”，甚至导致恶性竞争。综合以上方面，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内竞争状况总体在中等水平。

　　对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说，其替代品主要为连锁型生鲜食品超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电子商务网站等。近年来，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已有能力在农产品交易中跨越批发市场，直接与超市或其他零售终端实现“农超对接”，继而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威胁。

　　目前，很多连锁超市仍然从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购农产品。随着连锁超市等零售终端的发展，通过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生产基地、签订订单农户或寻求自己的专业批发商，连锁超市等零售终端也将有能力摆脱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依赖。所以，连锁超市等零售终端作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替代品之一，具有中等偏上威胁等级。另外，近几年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市场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尽管目前交易品种有限，交易制度也不甚规范，但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地区辐射范围大，可由局部市场，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市场发展。因此，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也对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构成一定威胁。

　　综合上述五力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的吸引力较强，行业内竞争激烈程度中等并呈上升趋势（见上图）。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入门槛并不高，所以未来行业内批发市场的竞争将主要在批发市场与替代品之间展开，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替代品的发展完善，竞争会日益激烈。

　　农产品批发市场横向网络化发展趋势可以分为连锁兼并、区域集结和功能拓展3种形式。在连锁兼并方面，一些市场利用其资本、品牌和管理优势，向其它市场输出资本和管理，在本埠和异地同时经营若干市场，一些市场还形成了母子市场体制和市场集团体制。例如，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资本运营为主要手段，先后购并了一些批发市场的股权，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也在河北、内蒙等地通过兼并重组建立了一批产地批发市场，初步实现了网络化经营。在功能拓展方面，一些市场通过增加交易品种，实现市场转型；另一些通过扩大市场经营场地，增加服务功能；还有一些通过功能延伸，大力建设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不断强化其物流功能。另外，还有一些农产品批发市场向国际贸易领域延伸。在区域集结方面，以区域为核心的地方大市场可联合当地各农产品批发市场，结成战略联盟，集中优势增强竞争力。

　　现代意义的批发市场己不单纯是商品的集散和交易中心。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质量，保持交易规模，批发市场需向生产和零售领域延伸，实现纵向一体化经营。由于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类型、规模、实力不同，因此纵向一体化发展趋势展现出3种方式：一是向生产领域延伸。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培育优良品种，发展产供一体化经营；与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兴办农产品基地，发展“订单农业”，以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货源。二是向零售领域延伸。批发市场积极发展零售终端市场，以扩大商品流通规模，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如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已建立了100多家社区菜店，实行统一配送，不仅扩大了经营规模，也降低了销售价格，让利于民。三是向全供应链发展。一些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方面向上游延伸，投资或参股建立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与农产品零售终端结合，为其加工、配送农产品，以实现供应链管理，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

　　未来在市场不断发展的培育和催化下，随着入市者交易规模扩大、信誉程度提高、交易制度完善等因素的发展，信用交易、电子拍卖交易、网上交易等将逐渐成为一些市场的主体业务，其中，电子拍卖市场方面，由于标准等原因，我国目前电子拍卖交易模式较多应用于粮食、棉花、食糖等大宗农产品，生鲜农产品领域应用较少，但也有云南花卉、山东寿光、深圳福田市场开展了电子拍卖试点。农产品电子商店模式是农业企业利用电子技术从事商品零售业务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农业企业价值链的营销元素和买方价值链的采购元素直接通过网络相联，给买方和卖方都增加了收益。电子交易市场方面，近年来，已有一批利用互联网进行农产品交易的电子市场涌现出来，但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亟待加以规范管理。

　　结合上述五力模型分析结果及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三维发展趋势，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波特五力模型与农产品批发市场三维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