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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 出现的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事物考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邹树文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合起来。

　　本时期党和政府对农史研究的重视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农业史研究不但为现实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而且是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但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农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产生了流弊。例如，1958年时的浮夸风也刮到了农史研究中，有的论著人为地拔高区田法的粮食产量，为粮食亩产放卫星提供理论根据，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至于文革中用儒法斗争的框架去剪裁历史，把历史上的农家说成是法家，更是错误的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发展到极致。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 ，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2] 在中国古代，食指食物生产，货指货币流通。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 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农业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学者张保民（1982 ）认为，农业结构是农业经济中各种经济因素的构成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清代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转轨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时期农业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而从区域之间、族别之间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或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具体演变、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美洲新作物引入等方面研究并不多。为了进一步明确现阶段的研究进展，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好规划，本文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关于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阶段划分与特点的研究，学界都是将雍正四年的改土归流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切入点。龙先琼（2001）将历史时期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等阶段。并认为在土司时期的部分苗族、土家族地区，仍然是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期，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狩猎、农耕，而林业、畜牧业、副业等是附庸部门。而在改土归流以后，苗族、土家族等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为辅的农业结构。总结得出，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喻湘存 （2002）将历史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分为隋唐以前的苗族、土家族地区在羁縻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隋唐以来至明清时期的开发经济以及改土归流后的发展型经济。并认为在改土归流以后，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商业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总之，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划分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改土归流为界限，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同时，清代的改土归流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开发的重要转折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结构也由采集、狩猎的简单农业结构模式逐渐向农、林、牧、副、渔等生产部门协调发展的模式演变。

　　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已有研究主要将这些因素归纳为治理政策、新作物引入、人口迁移、自然灾害等方面，并认为，治理政策是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其影响力度最大。

　　关于治理政策对农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改土归流上。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分析。李世愉（1984）中探讨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实行改土对流的原因，并认为改土归流对于解放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加强民族融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伍新福（1986）认为，“归流”后湘西苗族地区的农耕工具和手工工具有了显著改进和发展，人口也大量增殖。杜成材（2007）以经济模式的角度分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王高飞（2013）阐述了改土归流之后，苗族、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自然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变迁。刘莉（1991）对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在“改土归流”前后生产工具；耕地面积；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概述。彭官章（1991）认为，改土归流促进了湘西苗族、土家族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我国引进的美洲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辣椒、番茄等近30种。其中番薯、玉米也推广到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美洲作物的引入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消极影响。

　　王思明（2004）分析了美洲作物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增加了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展土地利用的时间与空间。蓝勇（2001）认为，明清之际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入与推广既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还存在许多负面影响。

　　研究美洲作物入湘的专题研究。王佩良（2008）对花生、番薯、玉米、辣椒等美洲作物传入湖南的路径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敏波等在（2007）中研究了清代玉米作物在湘西传入栽培情况、在湘西推广栽培的动因分析以及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认为玉米的引入和推广，丰富了粮食作物的构成，改变了食物结构；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推进了粮食商品化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同时，也分析了消极影响。随着玉米取代稻谷成为种植业的大宗，传统农作物的种植日益缩小，林牧渔猎严重衰退，再加上生态破坏，灾害频繁，不利于湘西种植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明清时期，形成了以“江西填湖广”这样一种以江西人为主的各省向湖南移民的浪潮。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为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还丰富了该地区的作物种类，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是造成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运胜（2010）认为，汉族移民对沅水中上游地区农业开发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郗玉松（2014）认为，清初，苗族、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大量的移民进入到苗族、土家族山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还带入了适合苗族、土家族山区的农作物玉米，玉米的引种提高了苗族、土家族山区的粮食产量，满足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吸引更多流民进入到土家族山区，促进了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

　　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清代影响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主要为水灾、旱灾、冰雹和虫害，而水灾和旱灾是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普遍的农业自然灾害。张颖华（2011）分析了清代前期湖南自然灾害的特点，并对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湖南粮食生产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灾害使得湖南大部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总是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自然灾害直接阻碍着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地增长，也成为了湖南社会经济在向近代转型之初仍徘徊于生产力落后、民众贫困状态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可知，学界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不仅厘清了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阶段划分与特点，并着重从治理政策、新作物引入、人口迁徙、自然灾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农业结构的因素，这对于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成果为目前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开发，也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参考，为解决现代农业结构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然，在新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已有研究存在若干不足。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不够；区域之间、族别之间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具体演变的探讨也较少；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美洲作物引入等方面的探讨，也还留有较大的空白。这些都是在将来研究中可以着力挖掘的地方。

　　通过上述研究状况的梳理，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至少应从如下几方面推向前进：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史、科技史的研究队伍；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史、科技史的重视；加强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史的整体性研究；继续深化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新作物引入、民族分布、区域比较等专题研究；大力挖掘和利用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资料。

　　[1]张保民.关于十年规划中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问题[J].农业经济论丛，1982（3）：90.

　　[3]伍新福.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J].民族研究，1986（1）：15-22.

　　[4]王高飞.清代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及其环境效应初步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6]郗玉松.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移民与玉米引种[J].农业考古，2014（4）：25-29.

　　杨献珍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在理论上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在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杨献珍哲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献珍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创新，其哲学思想内涵丰富、见解深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能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杨献珍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毕生都在坚持和普及唯物论思想。杨献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寻找“改造世界”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直是杨献珍宣传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主观符合客观，思想正确反映存在，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前提，有利于指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实际出发。

　　杨献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是其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他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谁若离开了唯物主义，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一定要犯错误。”因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才能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教我们掌握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成功。“学会在认识事物上达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样才能做好工作，避免犯错误。”杨献珍大力宣传和坚持唯物主义的目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思维与存在相一致，即在实际工作中以唯物主义指导，正确反映客观现实，主客观相一致。杨献珍唯物论思想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并指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础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决定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且强调根据党的目标、任务和所处环境的变化，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状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

　　从实际出发或是从观念出发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农村社会阶层更多元，农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存在等新情况和新变化。我们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要从当前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借鉴和运用杨献珍唯物论思想，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观方法、对策符合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实效。

　　杨献珍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在抵制形而上学中形成了他的辩证法思想，着重强调矛盾同一性，并重新阐发“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既有中国语言特色又具民族哲思特点，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杨献珍“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正确处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党建与发展的矛盾关系。

　　杨献珍将古代哲学家“合有无谓之元”思想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提出“合二而一”，科学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合二而一”作为“对立统一”思想的中国化表达方式，是一种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杨献珍在《克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中指出：“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是一种会害死人的思想方法。所有一切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都是源于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启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只有尊重辩证法，坚持“合二而一”，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摒弃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泥坑。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献珍“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抓党建与抓发展的矛盾，“口袋富”与“脑袋富”的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抓党建与抓发展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处理不好这对矛盾，势必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进程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杨献珍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这种情况，即矛盾着的东西，本来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在他们的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却统一不起来。这些矛盾着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对立的，但又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的这对主要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仲祖文在学习贯彻全国农村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时强调要“切实解决‘就党建抓党建’、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紧密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来推进党建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维护稳定的坚强堡垒”。党建与发展看似两个相互对立方面，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抓党建与抓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不是彼此割裂的，以党建保发展，则能保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发展促党建，则能使党建充满生机与活力，两者合二而一，统一于农村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中。杨献珍肯定、突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农村党建与农村发展的统一性，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这对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创造性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杨献珍唯物史观的核心。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组织、一切工作必须密切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否则将一事无成。广大干部不树立唯物史观的群众观，就无法解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 杨献珍辩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支点

　　杨献珍一贯重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自觉地用这些原理来考察现实问题。他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且提出要坚持历史辩证法，走群众路线。“杨献珍坚持历史辩证法，把尊重群众的历史创造精神，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学生，同教育群众，当群众的先生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的两点论，又强调“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重点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农民，同时发展又必须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因此杨献珍的辩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支点。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做好农村工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每一个“全面”都涉及千千万万群众的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民是否脱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这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得出的共识，可见群众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重要性。

　　仲祖文在谈学习贯彻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上特别强调要“强化乡镇抓村的直接责任，树立岗位在村、阵地在村的意识，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成员沉下去、深下去，摸村情、察民意，分片包村，入户走访，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村，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到户，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人。”党的领导干部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中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观。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制定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然后到群众中去宣传、执行，到群众中去；既向群众学习，研究群众的感情，当群众的学生，又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当群众的先生。同时也坚定地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向人民群众学习，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尤其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改革、大胆创新”。

　　杨献珍哲学思想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阶段，尤其注重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杨献珍哲学思想有利于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既富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1]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428-429.

　　[2]杨洪林.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9.

　　[3]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53.

　　[4]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72.

　　[5]仲祖文.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突出问题[N].人民日报，2015-6-21.

　　[6]杨洪林.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4.

　　中国古代是否有农学，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难道研究中国农学史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不就是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学存在为前提的吗？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争论最近又在学术界重新展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承认中国古代有农学。即使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中，中国古代的农是否有学，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农业科学，那么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古代农学或中国传统农学，就只是农业技术的代名词而已。在当前的研究论著中，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浑然不分的情况比比皆是。

　　农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总结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历史，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文献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应用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既然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科技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发展，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内容，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方法，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影响；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方法，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应用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现代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内容，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在这方面，农史工作者应该是有工作可做的。

　　“口述史(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进行，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一种记录，是受访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合作的产物。”［1］5－6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Nevi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口述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学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口述史的对象是亲历者或见证人:其内容是他们有历史意义的亲历事件、经历，以及他们的看法;口述史的方式是口头表达或自述，以叙述为主;采用的手段是与访问者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最后形成文字。口述史可以弥补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更生动、更立体地表述历史的类型或方式;为普通民众服务;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2］145

　　教育口述史就是应用口述史的方法，关注教育领域的普通层面、普通教育人的回忆、亲历的历史记录。它是围绕普通教育人所建构的历史。教育口述史将视角从教育的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的教育人，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实现教育史研究的革命性转变。纵观国外口述史研究，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最早的口述史书。当代国外口述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口述史学理论研究深化，成果多样丰富。国外口述史学既重视实践项目的开展又重视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国的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极为丰富。其次，口述史学研究应用于各个领域，范围广阔。其研究涉及到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妇女史、地方史、黑人史、军事史、艺术史、家庭史、传记等各历史学分支，广泛应用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医学以及课堂教学等领域，集中体现了口述史的社会功用和价值。英国、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入。第三，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健全，项目繁多。第四，口述历史教学的普及程度广，效果显著。国外许多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相应的口述历史教学课程。

　　国内有关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口述史学》(张广智2003)、《口述历史分析》(齐小新2003)、《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杨祥银2003)等。这些著作主要立足建构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框架，回顾口述史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提出口述史未来研究的基本走向，同时启动国外口述史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如2000年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P?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除了理论性的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专题性的著作出版。人物的口述研究仍然是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口述史学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得到了应用，《日本侵华教育史》(齐红深2004)、《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2002)、《妇女受暴口述实录》(宋美娅2003)、《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2003)、《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定宜庄2003年版)、《中国知青史》(刘小萌2004)等等。部分史学杂志开辟了口述专栏，口述史的个人网站不断涌现，实现了口述资源共享。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口述史的定义、内涵;功能、比较、困境和特征等。然而，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却不多见，于述胜先生在《教育口述史漫议》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教育口述史著述当为舒新城的《我和教育—35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6年)。作者自觉的‘生活史’视野，对教育和学术中‘人’与‘人生’的关照，以及作为教育史家的自我反思精神，都使该书成为当之无愧的口述史范本。”［3］

　　除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外，近年来出版的《潘懋元教育口述史》、《顾明远教育口述史》是对两位教育学家的教育生涯的系统总结。有关教育口述史的论文也不多见，教育口述史的拓展和研究之路还很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教育史研究成果，也开始把口述史材料作为重要的或辅的手段，司洪昌的博士学位论文《嵌入村庄的历史———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在这个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教育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为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农村教育口述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它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民大众。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口述史学有通俗、生动、形象的特点，在内容方而，揭示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能引起普通群众心理上的共鸣。教育口述史，特别是农村教育口述史描写农村普通教育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农村教育口述史使教育史研究走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