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作物的发展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农村物流是指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其他经济活动提供运输、搬运、装卸、加工、包装、仓储及其相关的一切活动的总称，包括农产品物流、农村消费品物流、农资物流以及农村回收物流四种形态，具有特殊性、分散性、差异性、季节性、多样性等特征。近年来，农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逐渐从生产转为流通，农村物流作为联系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纽带，在促进城乡商品交换、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村物流也开始为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所重视，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任美霞（2011）认为农村物流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王占霞（2009）概括了农产品市场流通对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性，确定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现状，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王新利与张襄英（2002）认为建立科学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是入世后我国农业迎接国际农业冲击和挑战的必然需要；是建设高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客观要求；是激励农民重视农业管理和成本核算的驱动力；还可以降低和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相比于对农村物流和农村经济的独立研究都是相关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将两者结合分析其关系的研究却屈指可数。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物流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少有研究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的文章又表现为浅层次的定性及简单的定量分析，在对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以及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量化方面几乎为空白。

　　基于此，本文将创新性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希望可以丰富农村物流与农村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给农村物流及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第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这主要有两种途径：开源和节流。在开源方面，农村物流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产生工资性收入；通过包装、再加工等功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农民从有限的田地获得的生产性收入；有利于使分散的农户加强联系，形成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加强农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最终有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给农民提供创业机会，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环境必然得到很大改善，这给农村旅游业的兴起创造条件，从而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在节流方面，首先，通过缩减流通环节，改进物流技术等可以有效降低农产品的损耗；其次可以有效解决“卖难”的问题，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跳跃，保证农民的投入顺利转化为收入；最后还可以有效的降低经营风险，这些都可以为农民节约大量成本，相应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

　　第二，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农村物流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分拣、包装到装卸搬运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的“末端服务”全要靠人力来完成。因此，农村物流作为一个产业自身的发展就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农村物流的发展还可以带动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村旅游、交通运输、修理修配、石油供应、餐饮服务等，开辟农民新的就业渠道。

　　第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缺乏第二、第三产业。而农村物流本质是第三产业，是现代经济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还将带来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为信息旅游业、金融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其它第三产业开拓市场，增大需求，带来商机，也就是说，农村物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一方面促进第三产业企业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促进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最终达到对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四，优化农村投资环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偏向的资产投资制度，农村建设或农业生产由于缺乏投资，一直处于技术落后，发展停滞的局面，但农村经济越落后，越吸引不到相应的投资，长此以往，农村整体投资环境陷入恶性循环。

　　近年来，随着农村物流的发展，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首先，发展农村物流要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通讯网络线路的铺设、道路桥梁的修建、运输车辆的购买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实物投资以及资金注入。其次，现代物流网络已经被认为是投资环境状况的反映，许多外商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都把地区物流发展状况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因此，农村物流的发展也成为农村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

　　本文有两个潜在变量：农村物流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这两者无法被直接测量，需要通过其他指标来反映。基于针对性、独立性、综合性、可比性等指标选取原则，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筛选、确定、测量指标过程如下，具体的定义及计算说明见表1。

　　1.农村物流水平。物流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指标体系能用于它的测量，在这里只是选取一些公认的、可量化的影响因子。第一，货物运输水平。以货物运输总量代表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方法在物流研究领域较为常见，如陈雪刚（2012）；平海等（2012）等的研究。当然这里的货运总量为农村物流的货运总量，包括农产品运输量、农村消费品运输量等。第二，农村信息化水平。这是指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在农村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中实现普遍应用和推广的程度，现代物流发展已经离不开物流自动拣货系统、物流电子定位系统等各种信息技术，因此农村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农村物流发展的关键因素。第三，农村物流发展投资情况。主要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的投资完成额来表示。（顾丽琴等，2010）投资是农村物流发展的加速器，投资越多，农村物流发展越快。第四，农村物流规模与农村物流人力资源。分别用农村物流企业数与农村物流从业人员数来表示（平海等，2012）这两个指标直接描述农村物流的发展状况，物流企业数与从业人员数的增长反映该农村地区物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第五，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情况。一般研究中对物流基础设施的表征是采用运输、仓储或信息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指标，本文主要采用农村投递路线.农村经济水平。在农村经济水平的衡量与评价这一块，张广胜（2013）建立的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其依据农村经济的四个重要因子来确定指标，即产出、投入、生产能力及农民生活，其中产出主要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产值；投入方面主要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农村生产能力方面选取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学历人数所占比例、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后，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表征我国农民生活水平。本文主要参考张广胜的研究成果，选取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就业人数、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林牧渔总产值等六个测量变量。

　　考虑到本文指标定量性较强的特点及结构方程分析对于样本量的要求，本文拟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搜集了全国30个省从2005―2011年的210个样本数据，但把每年每一省市的相应数据作为独立的分析样本。于是，本文的测量变量数与样本数的比例为12∶210，满足1∶10的要求。相关的年鉴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统计年鉴》等。又由于的大部分年份的数据都缺失，选择剔除该样本，其余一些数据的缺失不属于随机缺失，选择期望值最大化法（EM）对样本数据进行估算。其次，为使指标数据规范化，本文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首先是信度检验，分为测量变量的信度检验和相应潜在变量的信度检验。其中测量变量的信度检验采用各个测量指标的多元相关系数的平方（R2）值来衡量，Bogozzi和Yi认为R2应大于0.50，R2的值越高表示信度越高。从表2可知农村物流规模、农村物流人力资源、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四个指标的R2

　　0.942，都大于0.60，因此删除四个指标后的测量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信度。其次是效度检验，由于各个测量指标在潜变量上的标准化系数都在0.70以上，且经计算得出两个潜在变量农村物流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分别为0.52、0.80，都大于0.50，说明相应的测量指标可以有效的反映其潜在变量，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效度。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如图1，其中，农村物流水平为外因潜在变量，对农村经济水平（内因潜在变量）产生影响，每个潜在变量分别有四个测量变量。

　　代入数据后，运行AMOS对上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计算，相应的模型适配度评价结果见表3。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各项指标值均达到适配标准。相应的模型路径图见图1。

　　由模型适配度的各项指标值、研究信度和效度可知，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适配度好，研究过程可信度高，研究结论能够用于判断虚无假设。其中，农村物流水平到农村经济水平的路径系数为0.99，这个假设检验结果证明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水平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此外，对农村物流水平影响最大的是货物运输水平，系数为0.82；其次是农村信息化水平，系数为0.71；在其次是农村物流发展投资情况，系数为0.70；最后是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情况，系数为0.65。

　　通过上文的分析，得出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针对此结论，启示有：一是要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提高农村物流信息化水平；而这些都需要对农村物流进行投资，加强投资还可以进行人才培养、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使用等。同时，这些措施将大大提高货物运输水平，进而提高农村物流水平，最终提高农村经济水平。

　　在提高农村物流信息化水平方面：第一要引导鼓励农村物流企业使用条形码技术、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射频卡技术、电子数据交换、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GIS和GPS）、自动控制和通讯调度系统、消防和安防报警、温控和调节、通风换气、照明控制系统等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第二是要推动网上物流信息和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例如农产品物流信息网等，方便物流企业处理相关参与方的数据，从而对客户要求做出快速回应。

　　在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包括农村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农资及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的发展和建设等。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主要指农村道路建设，要从乡乡通公路到村村通公路，此外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增加铁路及水路运输方式，建设码头、铁轨等；同时注意引进先进农产品运输工具，如冷藏车、防震车等。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主要指保鲜仓库等的建设。

　　此外，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较简单，模型的测量变量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部分测量变量的表示有待进一步精确，例如农村信息化水平本文中用农村电话安装户数表示，相对单一笼统；本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并没有考虑农村物流与农村经济水平在时间上的发展变化，事实上两者应该是存在一种长期协整关系；本文只研究了农村物流对农村经济水平的促进作用，但农村经济水平对农村物流水平有何影响本文并未涉及。以上的几个方面，将是今后深化研究的方向。

　　4.任美霞.农村物流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与发展对策[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8（4）

　　5.王占霞.加快农村市场流通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J].商业研究，2009（3）

　　6.王新利，张襄英.构建我国农村物流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农业现代究，2002，23（4）

　　7.陈雪刚.基于灰色理论的农村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2

　　8.平海，张浩伟.灰色关联度视角下广东省农村物流影响因素研究[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8（4）

　　9.顾丽琴，文美辉，任荣英.我国14个农业大省农村物流水平的综合评价[Z].基于互联网的商业管理学术会议，2010

　　10.张广胜.农产品物流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支持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3，40（3）

　　目前，我国农业缺水极其严峻，准确把握农作物水分胁迫信号从而实施精准灌溉成为必然选择。

　　现在用来衡量农作物水分胁迫的指标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以土壤为对象，虽属于间接指标，但比较稳定，不足是反应较迟钝、滞后、精度低。二是以环境条件的变化为对象，主要包括CO2浓度、叶层温湿度等信息。虽也属于间接指标，但可将传感器密布在植株周围，将获取的信号经过有效地预处理后，基本可视作植株生长信息，比土壤信息更能直接反应植株水分胁迫情况。三是直接以作物为对象，这种方法一般需要将电子传感器插针刺入植株茎秆，这样会对植物体造成伤害并从而影响测试精度。

　　本文实验数据来自第二类信号，即在大田中从作物周围密集布设的各种低成本传感器中获取CO2浓度信息，据此判断植株生长的水分胁迫程度。但是由传感器直接获取的信号中存在大量因电磁干扰、外界环境变化等带来的各种噪声，CO2浓度信息掺杂其中难以看出信号本身的规律，所以进行作物水分胁迫弱信号提取是发展精准灌溉的关键一步。

　　小波分析属于时域分析的一种。传统的信号分析以傅里叶变换为基础，由于傅里叶分析使用的是一种全局变换，或者完全在时域，或者完全在频域，无法表述信号的时域局域性质，而这恰恰是含噪声信号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性质。为了分析和处理含噪信号，人们对傅里叶分析进行了推广，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新的信号分析理论，小波分析或称小波变换即是其中一种。它是一种时间-频率分析方法，在低频部分具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和较低的时间分辨率，在高频部分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和较低的频率分辨率，非常适合从掺杂噪声的信号中检测出有用信号。

　　其中是真实信号，为噪声信号，为有用信号。有用信号通常表现为低频信号或者是一些比较平稳的信号，而噪声信号则通常表现为高频信号。消噪过程可以按如下方法处理：首先对信号进行小波分解（以三层为例，如图1所示），则噪声通常包含在cD1，cD2，cD3中，因而可以门限阈值等形式对小波系数进行处理，然后对信号进行重构即可达到消噪的目的。即抑制信号中的噪声部分，从而在中恢复出有用信号。

　　小波分解是将一个由多频率组成的波通过小波分解将所有频率分解出来。众所周知，复杂的周期信号可以分解为一组正弦函数之和，即傅里叶级数，而傅里叶变换对应于傅里叶级数的系数；同样，信号也可以表示为一组小波基函数之和，小波变换系数对应于这组小波基函数的系数。小波重构为分解的逆过程，即用分解得到的多分辨率下的小波系数，将多尺度小波合成原信号，这样做相当于做滤波，选择合适的成分重构就可以滤去其他成分。小波分解与重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对信号进行小波分解。此步关键是要选择一个小波并确定分解的层次N，然后对信号s进行N层小波分解；

　　（2）小波分解高频系数的阈值量化。对各个层次尺度下的高频系数选择一个阈值进行阈值量化处理；

　　（3）一维小波重构。根据小波分解的最底层低频系数和各层高频系数进行一维小波重构，根据小波分解的第N层低频系数和经过量化后的1 至N层高频系数进行小波重构，达到降低噪声检测出有用信号的目的。

　　在这三个步骤之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确定分解层次N和选定阈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直接关系到信号消噪的质量从而影响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

　　大田环境下，在玉米植株周围合适位置密布各类传感器，本文以水分胁迫信号之一CO2浓度信号为处理对象。原始数据中包含由电磁干扰和大田环境下室外温度变化等多种干扰信号，很难判断植株叶面周围CO2浓度信号的变化规律。对原始CO2浓度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图2），由图可见信号均落在（0， 0.05）Hz频率范围内，即CO2浓度信号是由该范围内各种频率成分信号的叠加而组成。在Hz（图2标注点）处，频谱图中呈现第一个峰值和第二个峰值的交点，可以选取该点为截止频率点，即视所有介于频率Hz之外的信号为噪声信号。

　　由图2可知，Hz有用信号与噪声信号的分界点，若希望该信号在经过小波分解后能够在第N层提取出频率范围介于Hz的有用信号，分解层数应满足式1：

　　根据式公式（1），得到最佳层数N=5。在matlab下对CO2浓度信号进行5层小波分解和重构，仿线时小波分解与重构后信号

　　由图3可看出，CO2浓度信号经过5层小波分解和重构以后呈现出了较明显的规律，从起点（起始于早晨5：27）直至383分即中午12点，CO2浓度迅速降低，之后CO2浓度变化较平缓并逐渐升高。这表明玉米植株在日出以后植物光合作用加强，所以导致CO2浓度迅速降低，之后光合作用减弱，所以CO2浓度逐渐升高。这恰与绿色大叶植株上午同化量占全天同化量的70%-80%的生长规律是相吻合的。

　　由仿线浓度信号进行FFT变换，获得信号的频谱信息，预处理完成之后，通过选择适当的层数N和合适的小波分解信号并重构以后，能够较好的从含噪信号中提取出有用信号，获得植株生长过程中CO2浓度的变化趋势。这种小波变换方法非常适于处理不明了噪声信号的具体类型的复杂信号，对获得作物的水势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卢胜利，田立国等，面向精准灌溉的农田水势软测量[J]，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07.17（4），P 1-4

　　[2]周晓燕，陈永亮，几种盆景植物水势日变化及其与大气水势关系的研究[J] ，北方园艺，2006（6） ，P102-103

　　[3]孙志忠，袁慰平，闻震初编著， 数值分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

　　[5]胡昌华，张军波等，基于MATLAB的系统分析与设计――小波分析[M]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12

　　[6]王红梅、丁克友，棚室内二氧化碳施肥技术[J]，上海蔬菜，2010（3） ，P61-62

　　民以食为天，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粮食产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百姓生活的质量，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为此，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不仅可以保证粮食的富足，更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繁荣稳定。而粮食的增产与农作物栽培新技术密不可分。随着我国农业现代的进程，我国农作物栽培技术已经步入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对农作物的发展回顾、对农作物栽培技术的特点以及农作物发展前景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我国农作物的栽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为了适应农业的发展，我国各类农业院校培养出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夯实了农作物栽培新技术发展的基础。我国农作物栽培的发展历程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为主的群体深入到一线农业生产，开展了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在是实际的工作中汲取知识和总结经验，并且结合我国土壤性质和自然情况，从而规划制定出合理的栽种规律。第二阶段，随着科技水平的日益发展，农作物栽培科学日渐趋于成熟，专业院校培养出了一批批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农业科技工作者劳作推动了农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这一阶段，种子包衣、节水抗旱、根外施肥等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重点是研究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从而达到优质的、高效的、高产以及稳产的目标。从培肥地力、合理密植、肥水管理、模式化栽培、作物生产信息采集与优化处理、专家智能系统、节水与抗旱栽培、防病治虫以及保护性耕作和机械化栽培耕作技术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1第三阶段，我国粮食取得大幅度的增产，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粮食供需已基本平衡。这一阶段汲取了之前的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获得改良，并借鉴和利用相关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成果，实现可持续化发展的发展目标。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些因素对我国粮食储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调整和优化农作物栽植的结构，构建合理的农作物栽培结构，确保我国农产品的多元化和足量化。不仅要适应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要在稳定粮食栽植面积的基础上，确保农作物栽培面积有所扩大，从而适应市场的需求，加快拓展农作物多元化和品质化，扩大经济物、燃料作物以及糖料作物等新型农作物，使得农作物的栽植变得多层次和多样化，从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以及土壤性质都有所不同。在加上我国文化的多元化，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此在农作物栽植上也是各有千秋的。农作物栽植不能过简单化，而是要结合区域化的差异性，综合考虑土壤和气候等区域因素，科学合理地制订出农作物栽植的计划，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要进行科学的调研，全面把握，合理的分配，突出重点。比如，黄淮海平原栽植棉花和水稻，松嫩平原主要栽植玉米和大豆，新疆主要产棉花等。这些栽培特点，充分发挥了地域优势，结合了当地的地域条件和自然条件，扬长避短的实现了物种栽植的多元化和层次化，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土地是农作物的载体，对土地的管理一定科学合理。农作物的栽培要保持合理的种植区间，以便农作物有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要因地制宜的选择播种的农作物，科学适量的撒施肥料，防止土壤的板结，以便于创造良性的可以循环利用的土壤。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农药的使用，一是为了除虫害，二是去杂草。因此在农药的实用时，充分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土壤的性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人工或者机器除草，这样既不会破坏土壤的性质也可以松土，从而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成长。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呈现日趋多元化。新时代的人们更加注重绿色和健康，这就对农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实现农产品绿色健康的这一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农作物栽培新技术，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农作物的生产中去，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必须对新时期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加以改进和完善。

　　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发挥栽培新技术的优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提升栽培新新技术。未来的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撑。农作物栽培新技术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社会的稳定。只有积极的推广和研发农作物栽培新技术，只有这样才会出现：农业强，中国强；农民富，中国富；农村美，中国美！

　　我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土地面积方面也并不狭小，但将之均分后所呈现出的人均土地面积极少，这就使得农业生产对我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种情况下，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有效增长，但在基础农业生产工作落实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此时需进一步分析农业技术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

　　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是以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念作为依据开展的，对于生产要素而言，“创新”是其中的重新组成部分。此时，农业技术进步，便是在农业生产实际之中，充分的融入研究创新之中的新技术，使之在农业生产之中得到应用实践，并促进农业生产之中的投入与产出能够得到更高的经济收益，就其本质便是利用小于或等于的投入，来获取超出投入的产出。而就朱希刚所概括的农业科技而言，其不仅仅是指单一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将其包含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之中，还需进行综合管理控制、决策科学等等，其在范围方面更大、需要从自然、社会等多个角度去看待。

　　农业生产增加值指的是，在去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基础上，依照农产品的相关销售价格进行折算，便可得出农业生产数据的增加部分。经研究表明，我国在2014 到2017 年之间的农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在GDP之中农业生产增加值所占据的比重有所下降，其占比为2.88%，但就农业生产增加值的本身而言，其在增長的速度方面较快，达到了12.6%[1]。

　　农业资本投入指的是在农业之中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情况，其不仅仅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体现，还能够作为在农业发展史之中，农业技术方面进步的一种标志。对我国2014 到2017 年之间的农业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表明，农业资本在发展之中所呈现出的年增长速度为11.8%，其远远超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此过程当中农业资本的投入较大增速较快。

　　以技术投入与农业劳动力产出角度进行分析，将其二者进行对比及关系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之中投入应用的效果。在投入比例产出的定量分析之中，经研究表明，人均产出率年均提升12%，与预期效果相符合。

　　通过研究统计之中得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其主要有以下两点实例。第一点，2008 年董运来等人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其开展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了索洛生产函数模型，其从1991 年起开展计算研究，得出15 年贡献最大，已经高达66.77%。第二点，2010 年郝利等人对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情况从1999 年开始统计，发现其中农业技术进步占据的份额较高为78.32%，是农业经济影响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在农业领域之中的应用形成了农业技术，而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为农业领域带来的最为直观的影响，便是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有效提升。而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其在实际的应用之中，实现了农作物种植方面的高效及高产，使得农业生产方面的收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且因农业生产方面机械设备的不断推广，实现了农民劳动力极大限度的的解放，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得到有效增长。

　　就农业本身而言，其不仅仅是指农业生产之中的农作物种植，其还包含了林业、畜牧业等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是整农业个发展之中的大农业。于此相对应的农村第二产业农村工业，也就是指农产品加工业。而农村第三产业则主要是指批发零售业、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业。在农业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也得到了极为快速的发展，并在农民的家庭收入之中占据比例逐渐加大，其在提升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增大了资金的闲余量，提升了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2]。

　　在农业技术的不断推广与应用之中，势必伴随着对农民的知识及技术方面的教育及普及，加之在当前阶段的发展之中，农民对农业知识及技术重要性方面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对农业技术学习方面的积极性较高，也就能够更好的掌握当今发展之中先进的生产技术。而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不仅仅使农业生产之中对农业技术利用率得到了提升，还使其能够通过自身的知识不断的对农业生产的方法及技术的选择进行创新，更好的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农作物的产量，进而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农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伴随着相关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此时相应达到发展机制、创新发展思路、资源整合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且在此种发展趋势之下，农业直属的上层部门的决策，也会建立在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农业发展史的基础上开展，这就使得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决策的效率大幅度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3]。

　　总而言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伴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农业经济也会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二者之间所呈现出的关系为正相关，这一点在农业技术进步提升了农业生产技术及农作物产量、促进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知识水平及整体素质、提升了管理决策水平等方面便可以看出。

　　[1]王晓雪.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J].纳税，2018 （10 ）：199.

　　近年来,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森林面积的锐减,耕地面积的减小,粮食能源日趋紧张,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土地利用从过去传统单品种栽植向多种经营、从单层结构利用向立体复合式结构利用转化,在注重当前利益的同时更侧重于长期综合效益。因此,农林复合经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各种形式的农林复合经营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又称混农林业、农用林业、林农间作等,指在同一土地经营单位上,以生态经理学原理为指导运用生态工程的方法和技术,把林、农、牧、渔等多种产业结合起来,实行多物种共栖、多层次配置、多时序组合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实践证明,经过在空间上的科学配置与时间上的合理设计,农林复合模式把农业、林业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建立生产力高、综合效益大、稳定持续的生产体系。

　　1．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历史在北魏《齐民安术》中就有记载，记载的是桑园间作的经验。中国的农业起源于森林,从来就是以农林结合的形式发展至今。从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史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原始农业复合经营阶段、传统农业复合经营阶段、现代农业复合经营阶段。“刀耕火种,游种轮作”是原始农林复合经营的主要方式；定居种植和土地私有化后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则是传统农林复合模式的写照；而现代农林复合模式始于商品生产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追求合理利用资源、开拓开发资源、争取资源永续利用等。

　　2．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类型通常根据农林复合经营的经营目标、组成和功能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四大类,即林—农复合型、林—牧(渔)复合型、林—农—牧(渔)复合型和特种农—林复合型。

　　（1）林—农复合型就是在同一土地单位上,通过时间序列、空间配置,进行结构搭配,相继把林木与农作物结合在一起的种植方式。从经营的目的不同组成比例的轻重又可将其分为以林为主、以农为主、农林并举三种经营模型。其中又可细分成:林农间作型—即林木与农作物混合种植的经营方式,例如:农桐间作、枣粮间作、果农间作;绿篱型—在农田、庭院周围种植绿篱,既起美化作用、又有保护果园的作用；农田林网型—在我国三北和沿海的平原农区广泛采用农田林网型,能有效地改善农田小气候,抵御风沙、台风、干热风、寒露风等自然灾害。同时,还可以提供木材、薪材以及经济林产品；农林轮作型—把农作物与林木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轮换种植的模式。

　　（2）林—牧(渔)复合型是指在同一经营单位的土地上,林业与牧业或渔业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林牧间作型、牧场饲料绿篱型、护牧林木型、林渔结合型。总之,是将林业与牧业进行间作或者把林业与渔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系统类型。

　　（3）林—农—牧(渔)复合型它可分为林—农—牧多层种植型、由林农型转变为林—牧型、林—农—牧庭园兼营型、林—农—渔结合型。在注重农业、林业的同时,不放弃牧业与渔业的发展。

　　（4）特种农林复合型，这种复合经营模式以生产特种产品为目的,它由林木混交型、林—药间作型、林—食用菌结合型、林木—资源昆虫结合型等复合系统组成。

　　3．农林复合经营的结构。由于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人工复合群落,其物种多样,结构复杂,对土地的利用也更为充分与合理,可按其物种成分、空间结构的变化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结构形式。（1）空间排列结构是各种农林复合模式内的空间分布,即物种的互相搭配。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是空间排列结构的两种基本形式。水平结构是指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生物平面布局,其中物种密度和水平排列方式是构成水平结构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各组成成分垂直排列的层次和垂直距离构成农林复合经营的垂直结构。一般说来垂直高度越大,层次越多,空间容量也就越大,资源利用率也就越高。（2）时间顺序结构在农林复合经营系统中,时间顺序结构分为季节结构变化和不同发育阶段结构变化两种变化方式。主要受气候以及生物生长发育节奏的影响。

　　4．农林复合模式的物种组合设计原则。由于生物物种受生态幅度范围和抗逆能力的影响。因此生物组合的设计应因地制宜,间作的农作物要求适应性强,短杆直立,耐阴高产,或有根瘤的豆科植物。树种选择要求树冠窄,干通直,树叶稀疏,冬季落叶,春季放叶晚,根系分布深,生长快,适应性强的树种。种群组合要求慢生与速生,深根与浅根,喜光与耐阴,有根瘤与无根瘤的树种和作物组合在一起为佳。总之,要求树种生态幅度较宽,物种之间能够互利共生或偏利共生,排除异株寄生现象,避免种群间有相同的病虫害。

　　5．农林复合模式综合效益评价。（1）生态效益。改善农田小气候农林复合后形成特殊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农田小气候。杉木与玉米间作,林地在整个生长期相对湿度提高了3. 5%。据俞心妥(1991)研究表明,农桐间作使风速降低40%~ 50%、空气相对湿度提高7%~10% ,绝对湿度提高2000毫巴,蒸发量减少34% ,土壤含水量提高7%~10% ,显著地减少了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减少土壤流失实行农林复合经营可以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有效地防止土壤流失。

　　（2）经济效益。农林复合经营可一地多用、一年多收,能在相应的时间内获得2—3种以上产品的收获,这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较单一种植优越得多。在造林初期间种粮食、经济作物能充分利用林地空间、气候和土壤等资源,以短养长可取得近期经济效益。对林下作物进行中耕、除草、施肥等管理改善了幼树的生长环境,提高了幼树的成活率,以耕代抚降低了抚育成本。在墨西哥用桃花人工林和玉米间作,营造人工林的费用减少了27%。

　　（3）社会效益。首先，由于农林复合经营有多种产品输出,如粮食、油料、畜禽、果品、蔬菜、药材、木材等,这满足了社会多方面的需求。其次,农林复合经营具有集约性的特点,要求投入密集的劳动力。因此,有利于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农林复合经营不但能够增加短期收入,而且还可增加长期收入,因此,这种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近几年来,随着农林复合经营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农林复合经营的定量化研究和整体水平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农林复合经营已经成为生态农林的主要内容。但因农林复合经营研究是一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农业、林业、牧业等研究领域。许多工作者受学科的限制,对于模式的优化、评估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2］闻各中.农林业系统研究禁止之一.生态学杂志, 1988，15(2).

　　纵观人类发展史，农业的开始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具变迁是农业发展的外在表现，农业发展是农具变迁的内在动力。

　　古代大多数的农具用于粮食的生产，如耕田的犁、耙，浇灌用的水车，收割用的镰刀、木推车等，这些农具不仅提高了农民的耕作效率，也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比如犁耙用于翻土与碎土，不仅便于农作物的种植，也为农作物提供一定的肥料（之前的杂草被翻埋后分解成为肥料）。

　　水车是我国最古老的农业灌溉工具，是先人创造出来的高超劳动技艺，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干旱的条件下将农田外的水通过人力排入农田，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

　　粮食储存的容器有陶仓、土瓮、缸等，通过对容器的收集及研究，发现各容器的优劣，以此作为粮仓建设的基础，保障粮食储存安全，以防粮食受潮腐烂。

　　陶仓模型出土时内盛鲜黄稻穗让我们为之惊叹，西汉的陶仓1975年出土，稻穗并未因此腐烂，可见，粮食文化遗产的发现对储粮事业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米缸则可以防止大米受潮，并有防鼠的功能，此功效用于粮仓设计，对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

　　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代表着一个时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反映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技化发展水平。我国古代的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动力几乎全部源于自然，基本可以做到前期无投资经营。传统农业在满足古代农产品加工业、灌溉业的同时，不存在任何污染与能源耗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它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也不应简单地任由它被现代文明替代，我们应积极担负起保护它的任务。

　　首先，保护为基本方式。通过兴办粮食或者农具博物馆，将传统农具保护起来。类似于这种专题博物馆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搜集容易的特点。粮食生产储存及加工过程所用的农具不一而足，有1 700余年的水车，有2 000余年的石磨，这些农具可谓是粮食文化遗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中国粮食博物馆的建立对粮食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建设中国粮食博物馆，能够更加合理地了解中国传统粮食的收获、储藏、运输、加工等用具的产生、发展、演变和完善过程以及对粮食作物驯化、种植的影响，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及农业文明。

　　其次，研究为内在动力。通过对古代农具的研究，从中深入挖掘出中国粮食生产管理、粮食仓储与储备制度、粮食的分配状况、粮食加工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最后，发展是最终目的。粮食博物馆，能够把散落各地的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集中保护、研究和展示，更好地传承优秀的粮食文化，能够给后人更多的思想启迪。粮食博物馆的建设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次了解中国古代的粮食种植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文化，进而加深对中国粮食科学技术史的整体认识。

　　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对其开发利用成为重中之重。曹幸穗研究员在题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报告中指出：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资源，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增进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和交流。

　　在开发时妥善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目前所倡导的“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在思想和方法上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村生态环境、彰显农业的多功能特征、传承民族文化、开展科学研究、保障食品安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合理的利用，那些保持着传统农业特征的地方，不仅能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样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和危机。其中农具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囊括了历史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积淀产物和可贵的文化遗产。身为农业大省，河南被历史赋予了重要责任，从传承与发展到现在，丝毫没有被动摇。

　　河南工业大学中国粮食博物馆的建立，对于河南农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契机，粮食文化与现代粮食加工紧密结合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路对巩固河南作为全国粮食大省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长足发展，是党的十提出的宏伟目标。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传统农业的价值，促进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李里特.关于传统主食工业化问题的思考[J].农产品加工，2005（3）.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M].郑州：河南人民版社，1994（6）.

　　[摘要]本文对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定义,发展历史、经营类型进行了简单阐述,对其系统结构、生物物种设计原则、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及今后研究的重点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森林面积的锐减,耕地面积的减小,粮食能源日趋紧张,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土地利用从过去传统单品种栽植向多种经营、从单层结构利用向立体复合式结构利用转化,在注重当前利益的同时更侧重于长期综合效益。因此,农林复合经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各种形式的农林复合经营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又称混农林业、农用林业、林农间作等,指在同一土地经营单位上,以生态经理学原理为指导运用生态工程的方法和技术,把林、农、牧、渔等多种产业结合起来,实行多物种共栖、多层次配置、多时序组合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实践证明,经过在空间上的科学配置与时间上的合理设计,农林复合模式把农业、林业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建立生产力高、综合效益大、稳定持续的生产体系。

　　1.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历史在北魏《齐民安术》中就有记载,记载的是桑园间作的经验。中国的农业起源于森林,从来就是以农林结合的形式发展至今。从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史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原始农业复合经营阶段、传统农业复合经营阶段、现代农业复合经营阶段。“刀耕火种,游种轮作”是原始农林复合经营的主要方式;定居种植和土地私有化后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则是传统农林复合模式的写照;而现代农林复合模式始于商品生产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追求合理利用资源、开拓开发资源、争取资源永续利用等。

　　2.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类型通常根据农林复合经营的经营目标、组成和功能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四大类,即林—农复合型、林—牧(渔)复合型、林—农—牧(渔)复合型和特种农—林复合型。

　　(1)林—农复合型就是在同一土地单位上,通过时间序列、空间配置,进行结构搭配,相继把林木与农作物结合在一起的种植方式。从经营的目的不同组成比例的轻重又可将其分为以林为主、以农为主、农林并举三种经营模型。其中又可细分成:林农间作型—即林木与农作物混合种植的经营方式,例如:农桐间作、枣粮间作、果农间作;绿篱型—在农田、庭院周围种植绿篱,既起美化作用、又有保护果园的作用;农田林网型—在我国三北和沿海的平原农区广泛采用农田林网型,能有效地改善农田小气候,抵御风沙、台风、干热风、寒露风等自然灾害。同时,还可以提供木材、薪材以及经济林产品;农林轮作型—把农作物与林木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轮换种植的模式。

　　(2)林—牧(渔)复合型是指在同一经营单位的土地上,林业与牧业或渔业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林牧间作型、牧场饲料绿篱型、护牧林木型、林渔结合型。总之,是将林业与牧业进行间作或者把林业与渔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系统类型。

　　(3)林—农—牧(渔)复合型它可分为林—农—牧多层种植型、由林农型转变为林—牧型、林—农—牧庭园兼营型、林—农—渔结合型。在注重农业、林业的同时,不放弃牧业与渔业的发展。

　　(4)特种农林复合型,这种复合经营模式以生产特种产品为目的,它由林木混交型、林—药间作型、林—食用菌结合型、林木—资源昆虫结合型等复合系统组成。3.农林复合经营的结构。由于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人工复合群落,其物种多样,结构复杂,对土地的利用也更为充分与合理,可按其物种成分、空间结构的变化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结构形式。(1)空间排列结构是各种农林复合模式内的空间分布,即物种的互相搭配。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是空间排列结构的两种基本形式。水平结构是指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生物平面布局,其中物种密度和水平排列方式是构成水平结构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各组成成分垂直排列的层次和垂直距离构成农林复合经营的垂直结构。一般说来垂直高度越大,层次越多,空间容量也就越大,资源利用率也就越高。(2)时间顺序结构在农林复合经营系统中,时间顺序结构分为季节结构变化和不同发育阶段结构变化两种变化方式。主要受气候以及生物生长发育节奏的影响。

　　4.农林复合模式的物种组合设计原则。由于生物物种受生态幅度范围和抗逆能力的影响。因此生物组合的设计应因地制宜,间作的农作物要求适应性强,短杆直立,耐阴高产,或有根瘤的豆科植物。树种选择要求树冠窄,干通直,树叶稀疏,冬季落叶,春季放叶晚,根系分布深,生长快,适应性强的树种。种群组合要求慢生与速生,深根与浅根,喜光与耐阴,有根瘤与无根瘤的树种和作物组合在一起为佳。总之,要求树种生态幅度较宽,物种之间能够互利共生或偏利共生,排除异株寄生现象,避免种群间有相同的病虫害。

　　5.农林复合模式综合效益评价。(1)生态效益。改善农田小气候农林复合后形成特殊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农田小气候。杉木与玉米间作,林地在整个生长期相对湿度提高了3.5%。据俞心妥(1991)研究表明,农桐间作使风速降低40%~50%、空气相对湿度提高7%~10%,绝对湿度提高2000毫巴,蒸发量减少34%,土壤含水量提高7%~10%,显着地减少了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减少土壤流失实行农林复合经营可以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有效地防止土壤流失。

　　(2)经济效益。农林复合经营可一地多用、一年多收,能在相应的时间内获得2—3种以上产品的收获,这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较单一种植优越得多。在造林初期间种粮食、经济作物能充分利用林地空间、气候和土壤等资源,以短养长可取得近期经济效益。对林下作物进行中耕、除草、施肥等管理改善了幼树的生长环境,提高了幼树的成活率,以耕代抚降低了抚育成本。在墨西哥用桃花人工林和玉米间作,营造人工林的费用减少了27%。

　　(3)社会效益。首先,由于农林复合经营有多种产品输出,如粮食、油料、畜禽、果品、蔬菜、药材、木材等,这满足了社会多方面的需求。其次,农林复合经营具有集约性的特点,要求投入密集的劳动力。因此,有利于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农林复合经营不但能够增加短期收入,而且还可增加长期收入,因此,这种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近几年来,随着农林复合经营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农林复合经营的定量化研究和整体水平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农林复合经营已经成为生态农林的主要内容。但因农林复合经营研究是一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农业、林业、牧业等研究领域。许多工作者受学科的限制,对于模式的优化、评估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2]闻各中.农林业系统研究禁止之一.生态学杂志,1988,15(2).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 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线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 black 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 (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 也有象半用形石刀， 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 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 ，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 。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 Martonne， Emmanuel， 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 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 I 〉20为湿润地带，I〈 20为干旱地带，I〈 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 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3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 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